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矿山储量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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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


（1989年1月21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7年11月14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2001年1月12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根据2004年6月1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2005年9月14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渔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强水域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保护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渔政渔港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的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养殖业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水库、湖泊、泡沼、池塘、山间溪水等适于养殖的水域发展养殖业；鼓励和支持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培育和推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渔业生产者提供科技、信息和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区水域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资源状况、水域养殖容量等，依法编制水域、滩涂养殖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跨界水域的养殖发展规划由相邻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没有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养殖发展规划修改，须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后重新公布。

　　第七条单位和个人使用国有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必须申领养殖证。

　　申领养殖证，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跨市、县水域、滩涂的养殖证，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核发；没有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由省人民政府核发。

　　单位和个人承包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应当依法签订承包合同。

　　第八条申请养殖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渔业养殖技术规程的要求；有与渔业养殖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养殖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提交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的意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之日起十日内核发养殖证；不予核发养殖证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九条使用国有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未从事养殖生产一年以上或者鱼种放养未达到规定投放标准的，视为荒芜。

　　养殖水域鱼种投放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商品鱼生产基地和重要养殖水域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商品鱼生产基地和重要养殖水域名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第十一条养殖生产用水应当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

　　禁止使用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或者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药品。

　　第十二条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生产，但是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实行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

　　县域间引进水产苗种的，必须持有检疫合格证明。

　　水产苗种检疫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三条申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渔业用水标准；

　　（二）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

　　（三）有与水产苗种生产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繁殖用亲体来源于原种场、良种场，符合质量标准，群体达到一定数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经现场考核后，核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不予核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初级水产品实行检验检疫制度。检验检疫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生动物防疫检疫机构负责水生动物的防疫检疫工作，监测、预防和控制渔业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第三章捕捞业　　

　　第十六条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实行捕捞限额制度。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确定全省捕捞限额总量，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

　　第十七条在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捕捞许可证。

　　第十八条申领捕捞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符合国务院渔业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申请人提交材料进行审查后，核发捕捞许可证；不予核发捕捞许可证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取得相应的检验证书。

　　渔业船舶取得检验证书后，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居住地或者经营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确定船籍港。

　　第二十条进出渔港的船舶应当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签证，接受安全检查；在渔港内应当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对水上交通安全秩序的统一管理。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增殖与保护渔业资源。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征收和使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禁渔区和禁渔期。国际边境水域的禁渔区和禁渔期按国际间的渔业协定执行；无协定的，按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捕捞，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或者捕捞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禁止使用鱼叉、鱼罩、土簗子、冰板张网、密缝箔、地笼、快钩、搬罾网等渔具捕鱼。

　　禁止使用爆炸物、有毒物、电力等捕捞方法捕鱼。

　　禁止制造、销售禁用渔具。

　　第二十五条禁止使用小于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渔具进行捕捞。

　　捕捞经济鱼类的各种网具最小网目为10厘米。捕捞小型成鱼的各种网具最小网目为2.6厘米。

　　簗子淌囤的眼高不得小于7厘米，宽不得小于4厘米，并禁止使用套箱、套囤。

　　冰槽子、花篮子、鲶鱼囤等渔具眼的尺寸均不得小于簗子淌囤眼尺寸。

　　张网间距以桩基计算不得小于500米。

　　第二十六条国有水域主要经济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的最低起捕标准为：

　　（一）青鱼、草鱼、鲢、鳙、翘嘴红鱼白（大白鱼）、大麻哈鱼、乌鳢（黑鱼）、怀头鲶，体长在40厘米以上；

　　（二）鲤、滩头雅罗鱼、雅罗鱼、东北雅罗鱼、鳜（鳌花）、蒙古红鱼白（红尾）、鲶，体长在30厘米以上；

　　（三）红鳍鱼白（麻连）、花鱼骨（吉勾）、唇鱼骨（重唇）、长春鳊、团头鲂（武昌鱼）、黄鱼桑（嘎牙子），体长在17厘米以上；

　　（四）鲫体长在15厘米以上；

　　（五）甲鱼背径在17厘米以上（甲鱼卵不得采集）；

　　（六）河蚌蚌径在13厘米以上。

　　其他鱼类和水生动物的最低起捕标准均以达到性成熟为准。

　　第二十七条捕捞作业时裹获的经济幼鱼不得超过渔获物总重量的5%。

　　第二十八条用于渔业并兼负调蓄、灌溉等功能的水体，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渔业生产所需的最低水位线。

　　第二十九条在鱼、虾、蟹、贝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重要的洄游通道等渔业水域直接引用水时，引用水单位必须设置网、栅等保护设施，切实保护渔业资源。

　　第三十条禁止围湖、围库造田。沿湖、沿库滩涂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围垦。

　　重要的苗种生产基地和养殖场所不得围垦。

　　第三十一条国有水域中的鱼、虾、蟹、贝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重要的洄游通道等，不得划作养殖场所。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任何单位、个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

　　第三十三条禁止将病害高发期或者发生疫情时的养殖用水向自然水域排放。

　　禁止在渔业水域浸泡和刷洗有毒有害的物品以及进行其他危害水质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经营休闲渔业的单位和个人，对垂钓场所及其水域的废弃物应当及时清理，防止水域污染。

　　第三十五条向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投放水生动物新物种的，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论证报告，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进行生态安全评估后，方可实施。

　　禁止向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放生有害的水生动物。

　　第三十六条在距离国有渔业水域边缘500米以内或者在国有渔业水域内进行爆破、勘探以及其他施工作业，对渔业资源有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同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并采取保护措施。由于爆破或者作业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负责赔偿。

　　建设单位在完工后应将突出水底的残留物清除干净；拒不清理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清理，清理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种质资源和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集中分布、主要栖息地和繁殖地应当建立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禁止非法捕捉、驯养繁殖、经营利用和运输国家和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按照行政区划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其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国际边境水域的渔业，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边境水域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相关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各级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本辖区执行渔业法律、法规的情况，查处渔业违法案件；

　　（二）监督检查国际渔业协定的执行情况，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渔政管理方面的涉外事宜；

　　（三）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调解处理渔事纠纷；

　　（四）保护、增殖渔业资源，救护水生野生动物；

　　（五）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调查处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六）组织指导渔业船舶检验，负责渔船和船用产品的检验、登记；

　　（七）维护渔港港航安全，调查处理渔业水上交通安全事故，组织渔业水上救助；

　　（八）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配备渔政检查人员。渔政检查人员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渔业行政执法证件后，方可从事渔业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十一条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渔业证件、渔船、渔具、渔获物、捕捞方法和渔饲料、渔药、水产苗种、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等依法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渔政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统一着装、佩戴标志、出示执法证件。

　　第四十二条重要渔业水域，应当设立公安派出机构，负责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业资源，管理水上治安。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重大渔业事故应急处理体系，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减少渔业损失。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利用国有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对拒不补办养殖证或者不拆除养殖设施的,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拆除养殖设施。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使用国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荒芜水域、滩涂一年以上的，由核发养殖证的机关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仍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证，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偷捕、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的，或者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没收偷捕工具，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

　　（一）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使用炸鱼、电鱼等方法进行捕捞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使用毒鱼方法捕捞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制造、销售禁用渔具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渔获物中幼鱼数量超过规定比例的，处以二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在鱼、虾、蟹、贝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以及养殖水体等渔业水域直接引用水，未设置网、栅等保护设施，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引水单位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或者以其它方式经营利用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管理部门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十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但是，本条例已对处罚机关作出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二条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发放捕捞证、养殖证等许可证的；

　　（二）违反规定分配捕捞限额指标的；

　　（三）参与或者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四）不按规定收取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

　　（五）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七）包庇、纵容或者伙同他人实施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的；

　　（八）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本条例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新论本土资源与“西体中用”的法治建构模式

（上海大学法学院2001级研究生 陈颖辉）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从本土资源的概念入手，详细阐述本土资源本质与量上的真实内涵，分析了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建构模式意义如何。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法治建构模式应采取的立场，观点，评判了传统的“西体中用”的理论。作者力图从时间，空间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方面考虑，找准“西体中用”的切入点和接轨点，实现中西法律文化资源的顺利接轨，促进我国法制进程稳定向前发展。
[关键词] 本土资源 法治 西体中用 法律过程转化 一重反思
无形消耗

一 本土资源的内涵和理解

在市场经济及法治思想刚刚萌芽的中国的今天，各种学术理论观点的争鸣，让我们看到了法治在中国的希望，但就在法治思想尚还幼稚的现阶段，这种思想的冲突似乎也给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方向及方式等方面变的更加模糊和进退两难。特别是在涉及法治建构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有关本土资源以及“西化”，“本土化”等理论的激烈交锋。作者力图在这些问题中有所创新，为法治建设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近年来，以苏力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本土资源论”，为我国大规模移植西方的法律、法制打了一针镇定剂。我们暂且不论“本土资源论”的正确与否，但这一理论的提出确实也使不少学者和立法者冷静下来，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及理论进行反思。
无论是主张“本土资源论”的学者，还是反“本土资源论”的学者。似乎他们都未真正，正面，有意识的阐述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似乎在概念方面，双方已达成了共识。而作者认为，明确本土资源概念的真实内涵是创立本土资源论及本土资源的利用等相关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其理论可能存在的逻辑起点。基于以上原因，作者着重从本土资源质、量两大方面阐述本土资源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相关理论。
一 从质的方面分析
“资源”在《辞海》中的解释为“生产原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 “本土”被解释为“原来生长地”。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本土资源的字面意义应“源于原来生长地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而引申开来，便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分析：
第一 “本土资源”是指所有的资源，还是仅涉及法的方面的资源，也可统称为法律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法律资源、法制资源、法治资源及法律技术资源等。苏力先生在《法治与本土资源》一书中说道“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容易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可见苏力先生所指的本土资源并不限于法律文化资源，作者也赞成这种观点。
第二“本土资源”可以区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具有可消耗性，可再生性或不可再生性。对于物质资源来说，常常具有消耗性和不可再生性。例如，我国的经济形态已从自然经济形态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形态，从一家一户的家庭农业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经济体制及制度资源已被逐渐消耗殆尽，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及商品经济形态资源，那么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资源来说，是否还对法治建设具有可利用性和价值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而对于法律文化资源等其他非物质资源来说，其是否还具有可消耗性呢？由于其本身的无形性，使得我们感觉到此类非物质资源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具有不可消耗性，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冲突中，有些本土资源被异化了，一些本土资源在冲突中可能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新的资源，还有一些外来文化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及力量的薄弱而被本土化，但不管怎样，本土资源都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原有纯粹性，被外来文化侵蚀，甚至吞并。作者把其称为非物质资源的无形消耗。区分有形消耗和无形消耗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从量的方面分析和理解本土资源的内涵。
第三 “本土资源”具有专属性、本土性及纯粹性，也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专属的，完全产生于本国，本社会的历史及社会的资源。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主张建设法治国家应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现实情况，提出要对我国法制建设进行反思。作者对其的研究态度并无异议，它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但苏力先生研究的并不彻底，忽视了本土资源，本国传统的真正内涵，哪些是本土资源及其数量多少，缺少这些基础要件，使我们不由产生“本土资源论”带有空中楼阁之感。其实，苏力先生对我国法制进程及其理论的反思只是一重反思，仅指出了它的表象特征，而未深入其根源及本质，为此我们仍须对本土资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也即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以及“本土资源论”的理论基础或是根源何在。从苏力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并未清楚看到关于本土资源划分的标准及界限，其中，所谓的本土资源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已经被无形消耗的本土资源，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法律理论的影子，而并非纯粹的本土资源，更何谈本土性，专属性？
二 从量的方面来分析
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质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按照严整的本土资源内涵来分析和判断哪些是真正的本土资源及数量如何。从另一侧面，具体，形象地丰富本土资源的概念，以致更完整，更全面的理解，由于本土资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作者无法一一阐述，另由于该论题的在于讨论法治建设问题，应属于法律的范畴。因此，作者以法律文化资源为对象加以具体分析。
（一） 从价值层面——观念资源分析
庞德认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最草率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①纵观我国法律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首先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家与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化，此种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际上是家务，国法是家规的放大，国家内乱或国民争讼是家内不和睦的延伸。其二，传统中国文明存在法自然传统观念，老子说：“人地法，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因此，人道，天道乃是一道，人地法地法天法然，归根结底是法和谐。法自然的文化不存在选择，只有效法自然，一切才能功成事满，违背自然，必然招致灾难。其三，从传统经济结构及基础来看，传统中国是一个自然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力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并未养成交换及商业习惯，商品经济因素，这种经济一方面形成人对自然的依赖，妥协关系，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中国人直观、模糊、对称、整体（和谐）、妥协的思想特征。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推出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是追求一种和谐和无讼。因此，真正追求和谐与无讼的法律文化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二) 从体制层面——体制资源分析
首先，从法律体制方面来看，以刑为主，诸法合一。其主要法律形式有诰、誓、训、谟，范、刑、律等。从具体法律规范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个重要的特点即大部分是刑法规范以及拥有极权的统治者亲自或授命他人颁布的规范。因此，也暴露了其“君权至上”，“专制集权”的精神实质。
其次，从权力体制及分配结构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体制和权力结构并不尽相同。但自秦汉以后，所有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均臣服于皇权，皇权的至高无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体现的。司法和行政的合一以及司法不具有独立地位更进一步说明了所有大权都被国家政权者——皇帝牢牢控制着。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体制资源体现了君权至上，集权专制的实质，其精神本质即是“人治”。因此，以“人治”为精神核心的体制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三）从经济结构，体制及运行模式层面——经济基础资源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结构及运行模式也在一定程度决定并影响着观念，传统，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等非物质资源的取向与选择。为了便于全面理解本土资源量上的内涵，作者主要分析经济基础资源的具体内涵及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始终以私有制为基础，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尽管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交换、商业习惯等商品经济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给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解决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后，市场经济终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落脚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资源已逐渐分化，消耗而为商品经济资源代替，不断退出本土资源的范畴。除以上论述的三种以外，本土资源还包括一些法律技术资源，法律典籍资源以及习惯法资源，这里不在一一阐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如经济基础等物质性资源由于客观情况的影响，逐渐消耗，而在量上不断减少。而对于观念资源、体制资源等非物质性资源却由于外来文化的侵入，即所谓“无形消耗”而丧失纯粹性，一些也在退出本地资源的范畴。因此，专属，纯粹的本土资源在西方强势资源的优劣对比中，进行着自觉或不自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消耗而走向衰弱。
“本土资源论”产生于法治构建以及法治现代化的领域中，因此，关于本土资源的讨论目的无非是研究分析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何在。也即本土资源的利用问题。在研究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法治的内涵及内在要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给“法治”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③由此，可得出法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至上性。后来的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在对“法治”一词的具体表达上虽然也存在着差异，但所理解的精神大意却是一致或相似的。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2）法治的核心是国家不仅通过法进行统治，而且本身也为其所支配，即“以法律制约权力”。（3）法治的直接目标是取消专制与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治要求没有一切权力超越法律之上，即“法律至上”。（5）法治既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又是一种价值目标。④然而，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很的差异，甚至背道而驰。除了部分法律技术资源等一些较少或完全不反映阶级意志的本土资源尚存一定价值外，其余的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进程的可利用的数量及效果如何，显而易见。

二 法治建构模式

谈到本土资源其自然会引申到法治及法治建构模式的问题上。目前，我国在法治建构理论中存在三种观点。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先中体西用，在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持“中体西用”的学者主张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国传统资源，强调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本国情况的特殊性，以本土资源为本体（理论框架），以吸收、借鉴、转化西方资源为辅，来建构我国的法治理论。持上述观点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们仍停留在一重反思上，而未对问题追根求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阐明本土资源的内涵及数量。因此，在面对一些诸如“本土资源是什么，有多少，可利用性怎样，能作为“体”吗？”等问题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由此而建的“中体西用”的理论更无法站稳脚跟。而对于持“先中体西用，再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的观点学者，则是在西方资源与本土资源的强弱对比中的妥协，体现了他们吸收、借鉴西方资源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担心在此过程中而带来的冲击和动荡。因此，他们便运用一种看似有理的“过程论”来掩盖这种理论基础的虚空。究其原因，其一，他们并没有正确分析本土资源的真正内涵，因而无法在中西法律资源的对比中作出明确的选择。其二，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中体西用上，试想在“人治”思想框架下，去发展我们所谓的“法治”，那我们的法律规范应体现“人治”还是“法治”呢？其精神实质永远摆脱不了“人治”的束缚。因此，以此建设我国法治也只能在“人治”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更何谈转化到“西体中用”以及法治的建立和现代化？然而，对于持“西体中用”者，则是在中西法律资源的比较中，充分分析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的内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反映在法治建构模式的理论。作者在总体框架上同意此种理论，但涉及某些具体问题上，并不完全苟同。希望能提出几点问题引出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的反思。
一 首先分析“西体中用”理论的可行性。
（一）从经济上看，目前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已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形态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已渐入正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有充分完备的法律及法制来确认、维护和保障公平竞争的经济关系和市场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率先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建构我国的经济体制，模式以及运行方式，并不断减少差距，日趋完备，因而具有更多融通性和共性，从而也为法治领域中的“西体中用”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概念质、量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中国传统本土资源在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影响下，进行着无形或有形的消耗，无论在本质，还是数量上，本土资源已无法在法治建立及现代化的过程中担任“主体”角色，而只能退到配角的地位中。
（三）从人的法律概念，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传统去分析，由于国家之间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中产生差异。在目前状况下，中西的最大差异可能存在与人们的法律观念，意识以及法律传统方面。因此，也成为那些反“西体中用”理论者攻击的重心。我们冷静思考一下，首先，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的本性方面是否有实质的不同？不管是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主张的“人性本恶”论，还是孔孟主张的“人性本善”论，他们都不能否认人们心中对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的向往，这些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追求。其次，造成我们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淡薄的深层原因是传统经济结构和专制集权的体制。最后，在我们人民的传统观念并非完全不存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的因子。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第一次是1902年，沈家本受命大力改革旧律，移植大量西方国家的法律。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移植前苏联的法律，再加上历史上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民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家法律的移植，所有这些都在影响着国民的传统法律观念，启蒙法律意识，民主、自由、法治、权利的思想逐渐改变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因此，进一步为“西体中用”理论被公众接受提供了观念基础。
二 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提出的几点问题
（一）“西体中用”的时空条件合适性问题。也即在我们引进西法律资源时，应充分考虑到与目前我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与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的适应。而我们当前的“西体中用”理论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大量地移植西方现行的法律，构建西方的法治模式，从而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性。其效果是许多法律无法得到实施。市场经济固然需要法治的保障，但不是法律越多越好，越先进越好。它存在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实良性互动的问题。反之，则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西体中用”理论应注意找到一个合适的接轨点。尽管当前西方的法律较为完善，体制也较为完备，但它并不是我国现在要找的接轨点。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是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态，充分发展和积累的经济基础以及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这些并不是我国目前所具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国情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现代法治思想刚刚萌芽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相似之处。因此，在我们建构当前法治模式时，更要着重考虑西方国家相应时期的法律规范，法治模式，避免盲目与国际接轨。而这才是我们所要找的合适的接轨点。
（二）“西体中用”存在一个法律过程转化问题。所谓“法律过程转化”就是一个具体法律过程完结后，向与它有必然联系的另一具体法律过程逐渐过渡或飞跃。⑤由于这一转化过程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因此，也无法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来区分这两个具体法律过程。但为了方便理解和阐述该问题，我们以上述的接轨点为分界线来区分为接轨前，接轨后两个法律过程。我们知道，法律作为社会现象，其生成，发展，变更及消亡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而目前我国 在法治理论领域也存在着“自然演变论”和“政府推导论”。前者主张法具有内在的演变规律，在法的发展过程中应顺应这一规律，而减少或排除政府推导等其他外力的干扰。“政府推导论”认为政府具有认识规律的能力及前瞻性，强调人的主动能动性。通过政府的模式设计，发展规划来推动法律的发展。作者认为在接轨之前的法律过程中，即吸收西方法律资源来建构我国法治模式和框架的过程。由于，我国的特殊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以及“人治”精神的毒害，再加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我国法制的践踏，使得我国法治的发展偏离可法的内在发展规律，呈现出畸形甚至甚至后退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应充分运用其主观能动性，认真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正确认识法的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时矫正畸形的发展方向，使其渐入正规。其二，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二者诚良性互动趋势以后，由于人主观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及人性的不可信任性，必然要使政府的身份由积极推导者转化为消极裁判者，以免因政府推导的力度，方式不当而阻碍法治正常发展，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三）以上两个问题是宏观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在具体如何引进西方资源来建构我国法治模式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西体中用，观念先行。我国法制进程的艰难，西体中用理论的最大挑战也就在于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应先盲目的大规模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而应先引进西方法律的思想及价值观念，大力普及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的教育，为我国法治的建构以及以后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其二,”西体中用”不仅局限于立法环节,还应包含执法,守法等环节,不应仅限于法制领域,还应涉及行政,司法,道德,文化等领域.注重法制与政制,权制等体制间的相互协调和保障,从而使”西体中用”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和效果.因此,在我们移植西方具体法律规范的同时,还应改进我国的行政,司法体制使之相互协调,给于我国法治模式建构以支持和保障,从而使法律顺畅实施,达到预期的效果.
西方国家的法治只是一种相对的善，它同市场经济一样，除了积极作用以外，还存在自身不可消除的缺憾和不足。但法治作为治理手段和价值目标的统一体，是迄今社会最为有效的治国方法和最高的价值追求。事实上，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紧跟社会发展的，都具有社会选择因素，而不仅仅是自身的选择。这使得这种发展必定具有历史的沉淀和各种文化融合的痕迹，在现代信息发达的条件下，这种痕迹就变得越清晰，成了发展本身主要的脉络。因此，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排除西方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而应在文化的强弱，优劣对比中，作出谁主谁次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