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监督工作有关问题的思考/苏世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18:03:09 浏览: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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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监督工作有关问题的思考
苏世军
近年来，太白县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以“强化诉讼监督，增强监督实效”为指导，大胆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思路，从强化责任意识、拓宽监督案源、加强跟踪督促等方面入手，扎实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
一、基本情况：共监督立案21件，其中向侦查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12份，监督立案12件12人；纠正不应立案而立案案件9件，共有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有7件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立案监督工作取得了好的成效。
二、基本做法：
1、树立敢于监督、主动的意识。院党组高度重视对侦监工作，要求侦监部门牢固树立“敢于监督、主动监督”意识，积极探索立案监督新思路、新方法，在做好审查逮捕工作的同时，将立案监督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根据我县司法工作实际制定了《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工作细则》，从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审查、办理、备案、归档等方面规范立案监督工作。并建立立案监督督办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务求监督到位。
2、提升善于监督、有效监督的水平。为提高干警立案监督能力，专门邀请省院侦监处业务骨干开展立案监督举办辅导讲座，从立案监督方法、操作步骤以及如何跟进落实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提升干警审查、分析、判断、处理监督案件的能力，有力提高侦监业务水平，为立案监督工作顺利开展夯实基础。
3、建立多方联动、多措并举的机制。发挥我院侦监公诉工作多年一个科室、一套人马的优势，注重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中挖掘刑事立案监督线索，提高监督整体水平。结合全院开展的“交叉办案”专项练兵活动，主动加强与反贪、反渎、民行、控申等业务部门的联系，构建立案监督“一体化”工作机制，借力办案，缓解侦监部门人员紧张的现状，畅通监督线索移送渠道，保证办案数量、质量。
4、开拓立足社会、关注社情的渠道。积极开展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工作，召开了公安、工商、税务等37个部门参与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会议。通过与行政执法部门定期举行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沟通，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犯罪线索。关注社情民意，注重从社会舆论、新闻报道中捕捉案件线索。借助现代媒体信息量大、资讯快的优势，通过《检察日报》、《陕西日报》、《宝鸡日报》以及电台、网络等媒体、网络广泛收集立案监督线索。
三、存在问题和对策：
存在问题：
1、立案监督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也规定“公安机关在收到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但在现行体制下，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立案或者干脆不立案的现象时有发生。此种情况发生后，检察机关无从以对。即使使公安机关勉强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案，但往往会侦查不积极，或者不侦查，把案件搁置一旁，造成案件久拖不决。
2、对不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工作力度不强。立案监督工作不仅包括对应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也包括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具体的实施细节，公安机关无须将立案向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无从得知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也就谈不上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因此，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工作应当从机制上加强保障。
解决问题的对策：
1、在平时办案中提高立案监督敏感性，积极发现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可以立案的线索。侦查监督部门干警要多注意生活中发生的案件，多注意媒体中报道的事件，从中发现有立案监督价值的线索。此外，作为履行主要立案监督职责的侦查监督部门应加强与其他部门，从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
2、加大立案监督法制宣传。侦查监督部门利用“阳光检务”这个平台，加大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人民群众区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能力，让广大群众增强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3、与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联席制度。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往往是一墙之隔，是其行为危害程度的不同，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经常会发现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因此，检察机关有必要与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联席制度，加强联络系，对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作为立案监督的对象，要求其移交有关侦查机关，这样既可以拓宽立案监督渠道，又可以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减少和防止以罚代刑现象的发生。
4、加强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充分发挥本院监所检察部门的作用，建立羁押人员去向登记制度，及时有效地从羁押场所释放人员中发现相当数量已立案案件，并跟踪此类案件的结果。
联系电话：15091149687
地 址：陕西省太白县城东大街凤鸣路太白县人民检察院
苏世军
近年来，太白县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以“强化诉讼监督，增强监督实效”为指导，大胆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思路，从强化责任意识、拓宽监督案源、加强跟踪督促等方面入手，扎实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
一、基本情况：共监督立案21件，其中向侦查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12份，监督立案12件12人；纠正不应立案而立案案件9件，共有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有7件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立案监督工作取得了好的成效。
二、基本做法：
1、树立敢于监督、主动的意识。院党组高度重视对侦监工作，要求侦监部门牢固树立“敢于监督、主动监督”意识，积极探索立案监督新思路、新方法，在做好审查逮捕工作的同时，将立案监督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根据我县司法工作实际制定了《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工作细则》，从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审查、办理、备案、归档等方面规范立案监督工作。并建立立案监督督办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务求监督到位。
2、提升善于监督、有效监督的水平。为提高干警立案监督能力，专门邀请省院侦监处业务骨干开展立案监督举办辅导讲座，从立案监督方法、操作步骤以及如何跟进落实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提升干警审查、分析、判断、处理监督案件的能力，有力提高侦监业务水平，为立案监督工作顺利开展夯实基础。
3、建立多方联动、多措并举的机制。发挥我院侦监公诉工作多年一个科室、一套人马的优势，注重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中挖掘刑事立案监督线索，提高监督整体水平。结合全院开展的“交叉办案”专项练兵活动，主动加强与反贪、反渎、民行、控申等业务部门的联系，构建立案监督“一体化”工作机制，借力办案，缓解侦监部门人员紧张的现状，畅通监督线索移送渠道，保证办案数量、质量。
4、开拓立足社会、关注社情的渠道。积极开展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工作，召开了公安、工商、税务等37个部门参与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会议。通过与行政执法部门定期举行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沟通，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犯罪线索。关注社情民意，注重从社会舆论、新闻报道中捕捉案件线索。借助现代媒体信息量大、资讯快的优势，通过《检察日报》、《陕西日报》、《宝鸡日报》以及电台、网络等媒体、网络广泛收集立案监督线索。
三、存在问题和对策：
存在问题：
1、立案监督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也规定“公安机关在收到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但在现行体制下，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立案或者干脆不立案的现象时有发生。此种情况发生后，检察机关无从以对。即使使公安机关勉强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案，但往往会侦查不积极，或者不侦查，把案件搁置一旁，造成案件久拖不决。
2、对不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工作力度不强。立案监督工作不仅包括对应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也包括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具体的实施细节，公安机关无须将立案向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无从得知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也就谈不上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因此，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工作应当从机制上加强保障。
解决问题的对策：
1、在平时办案中提高立案监督敏感性，积极发现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可以立案的线索。侦查监督部门干警要多注意生活中发生的案件，多注意媒体中报道的事件，从中发现有立案监督价值的线索。此外，作为履行主要立案监督职责的侦查监督部门应加强与其他部门，从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
2、加大立案监督法制宣传。侦查监督部门利用“阳光检务”这个平台，加大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人民群众区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能力，让广大群众增强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3、与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联席制度。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往往是一墙之隔，是其行为危害程度的不同，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经常会发现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因此，检察机关有必要与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联席制度，加强联络系，对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作为立案监督的对象，要求其移交有关侦查机关，这样既可以拓宽立案监督渠道，又可以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减少和防止以罚代刑现象的发生。
4、加强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充分发挥本院监所检察部门的作用，建立羁押人员去向登记制度，及时有效地从羁押场所释放人员中发现相当数量已立案案件，并跟踪此类案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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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
刘成江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自罗马法以来就已经产生的两类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从现代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尽管两大法系在合同诉讼与侵权诉讼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区别，但在法律上都接受了此种分类。在我国，由于民事经济案件常常涉及违约和侵权的区分问题，因此，准确区分违约和侵权责任对于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民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谈一点初浅的看法。
一、从违反义务的性质来区分
从违反义务的性质来看，合同责任是因为违反了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合同义务主要是约定的义务，当然现代合同法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合同义务不仅仅来源于约定的义务还包括法定的义务以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例如，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标的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义务，因此诚信义务也成为合同义务的组成部分，但总体上说合同义务主要还是约定义务。至于法定的或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义务通常都是在合同约定的义务的内容不明确或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产生的，主要起到补充法定和约定义务不足的作用。因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内容主当事人依法自由约定，当事人约定的内容只要不违反强行法和公共道德，就应当具有忧先于法律规定的效力。
侵权行为都是一种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侵权行为所违反的法定义务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普遍性的义务，即所谓“不损害他人”的义务，此种义务是针对所有人而设定的，其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没有合法的依据或法律上的权利而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都违反了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义务。二是侵权法设定的具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强行性义务，如民法通则第125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实际上设定了一项义务，即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否则因此给他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是侵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强行性义务，如有关劳动安全保护方面的法律对劳动安全保护的规定、消防法规对有关单位应当采取的消防措施的规定。这些都是强行法所规定的义务。所有的这些义务，既包括了作为的义务也包括了不作为的义务。在侵权法上，一般都是不作为的义务，即不得损害他人的义务，一般人都应当负有这种义务。四是在特殊情况下，某些特定的职责的人应当负有 特定的作为义务（如警察所负有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义务），或者因实施了一定的先前行为，使其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例如，携带邻居家的孩子出外游玩，所负有的照管该小孩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造成他人损害，都可能构成侵权。
我认为，在区分违约和侵权行为所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时，还应当把握如下几点：
1.确定违反的这种义务是属于法定的针对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一般来说，违反约定义务属于违约的范畴，而违反法定的强行性义务应当归入到侵权的范畴。但在作出此种分类时，需要进一步考虑违反的义务针对一般人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因为法定义务都是针对一般人的，而约定义务都是针对特定人的。例如，某人在商店试衣服时将其脱下的衣服放在外面，商店售货员同意看管，该人出来时衣服已经被盗。严格地说，法律没有设定商店看管顾客衣服的义务，但当事人之间已经通过约定产生了看管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针对所有的顾客承担的，只是针对购买衣服的顾客而产生的，因此商店应当对顾客衣服承担保管义务。违反此种义务是一个违约而不是侵权的问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倾向是将违反约定义务的情况归入到侵权的范畴。例如商标使用权人违反许可合同的期限或范围使用他人商标；肖像使用人违反肖像使用合同使用他人肖像；房屋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继续居住房屋既不返还房屋也不交付租金等等。许是从结果上判断而产生的。从行为人违反的义务性质来看，我更趋向于认为上述情形都是违约的问题而不是侵权的问题，因为有关使用的期限、范围等等都是合同明确规定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大都是一个违约的问题。当然也涉及竞合的问题，但归入竞合则无疑使问题变得过于繁琐。对这些行为，我国合同法都设定了相应的责任，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案件不需要采用竞合的观点。
2.在确定某一种行为是否违反义务时，根据具体情况也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违反这些义务也将构成违约。
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行为是否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例如，某人在宾馆住宿时，其随身携带的手机和有关衣物在房间内丢失。再如，某人在乘坐火车时，其在晚上将一双名贵的皮鞋脱下，上卧铺睡觉，早晨醒来时发现该皮鞋己丢失。在这两个案件中，受害人都以侵权为由请求对方赔偿。显然，宾馆和铁路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并没有为任何人都负有看管其财物、保护其人身的义务。但对顾客或乘客是否负有一种合同上的义务，值得探讨。显然当事人之间并没有明确针对上述行为的保管和保护义务做出约定，不过，在这些合同关系中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必须要确定双方是否负有默示的合同义务。所谓默示义务，是指依据合同的性质和交易习惯所确定的义务，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一是依据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必须由合同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例如，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应当负有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而在委托合同中，当事人应当负有应尽最大努力的义务。再如在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根据合同的性质负有安全的将旅客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无论当事人在合同中是否对此义务作出了约定，都可以认为承运人负有该默示之义务。倘违反义务，未将旅客安全及时送到目的地将构成违约。二是依据交易习惯，所产生的默示义务。所谓交易习惯是指，在当时、当地或者某一行业、某一类交易关系中，为人们所普遍采纳的，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习惯做法。我国合同法第61条规，“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法第125条规定，解释合同应当依据交易习惯进行解释，这就确立了习惯解释的原则。因此，交易习惯成为确定合同默示义务的重要依据。例如，根据交易习惯通常是先住店后付款、先用餐后结账，这实际上是确定了默示的先后履行义务。当然，就交易习惯问题应当由当事人举证，法官应当考虑该交易习惯是否客观存在或是否合理。否则不能以此作为确定默示义务的依据。我认为，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根据旅客住宿合同和旅客运输合同的性质，很难确定旅馆和铁路公司负有为旅客看管财物的义务。至于根据交易习惯是否负有这种义务，还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举证。一般情况下，由于旅馆住宿人员相对较少，每一位旅客都有特定的房间，财物保管更为便利，因此根据交易习惯可以认为旅馆负有为旅客看管某些财物的义务。而对于列车来说，由于乘客流量较大，铁路公司很难看管乘客的财物。
其次，应当考虑经济利益对义务的影响。在合同关系中，合同义务常常要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例如，有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明显高于无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同时，在法律上对合同义务的形成常常也要考虑是否存在着利益关系。如果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一方对另一方提供某种服务或劳务，支付了一定的对价，则另一方有可能依据这种对价负有某种保护对方财产和人身的合同义务。例如，有人在宾馆看望客人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被盗，此种情况与住宿的旅客的物品在房间丢失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显然宾馆有某种看管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根据合同产生的，且因为双方存在这种对价关系，因此能够确定当事人负有此义务。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宾馆对每一位的到访的客人都负有看管的义务。因为宾馆与其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对价关系。所以，宾馆对到访的旅客都具有一种看管其财物的合同义务，如果强令其承担此种义务，就会对其强加了一种合同的义务。当然，在侵权责任中，一般不能根据对价关系来考虑某种义务是否存在以及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此种义务的问题。
3.不能将交易关系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所谓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应当承担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由于此种义务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因此，称为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义务，主给付义务确定以后，附随义务才能随之而存在，附随义务本身不能独立于主给付义务而存在。如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履行主给付义务时，应当向买受人如实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可见，告知使用方法的附随义务与交付标的的义务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在通常情况下，附随义务并不是以给付为内容的，而是为了使给付义务??务的内容是任何合同都应当具备的，但在不同??，与主给付义务不同的是，附随义务不是通过??起便已经确定的，其内容将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在合同成立以后当事人究竟应当负有什么样的附随义务，不能自始确定，而应当根据合同关系的发展而逐步地确定。例如，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负有准备履约不辜负对方履约期望的义务，在履行期到来以后，当事人应当在履行主给付义务时，履行各项附随义务。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与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是对履行中附随义务的具体规定。在履行完毕以后，当事人也应当依据合同的性质和交易习惯履行一定的附随义务。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是对履行完成以后当事人所负有的附随义务的规定。可见，附随义务的内容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和发展的。
附随义务通常都是产生于特定的交易关系，它与交易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以交易关系作为前提。例如，在买卖中出售人提供产品说明书、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等等。这些义务本质上都是从交易中产生的诚信义务，违反这种义务都应当归入到违约的范畴。
关于附随义务能否扩大到侵权的领域，是值得研究的。试举一案予以说明：1999年10月2日中午，原告乘坐被告某客运公司的专线公共汽车，上争购票3元。途中，有两名小偷用刀片划破原告的裤袋欲偷窃，原告发觉后即与小偷抗争，而车内其他人均对此毫无行动。当车行至某路段时，原告走到车门前，要求司机停车，这时，两名小偷从车后冲上来殴打原告，并用语言警告司机不可多事，而司机及乘务员在此情况下未出声制止或采取报警等积极行动。车停后，两名小偷自行下车离去，原告即时下车，并于当日下午1时许到某镇派出所报案。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就赔偿问题提出请求，未果。原告遂在法院提起诉讼。
我认为，在本案中，首先应当区分被告所负有的救助义务究竟是合同义务还是法定义务。根据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承运人对于特定的旅客有救助的义务，而旅客则有受到救助的权利。所谓救助，就是抢救、帮助，以保护和维持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生命、健康。然而，此处所说的救助是否包括在旅客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承运人必须救助危难的乘客，并与不法行为人作斗争？我认为合同法第301条所讲的“救助”的本来含义是指，当承运人遇到急病、分娩、遇险等情况时有救助的义务，但这里所说的遇险主要指的是遭遇到因自然原因所引起的险情，一般并不包括旅客在遇到不法行为人的不法侵害的情况。因为从法律上来看，要求承运人必须要从事与歹徒作斗争的行为，如果不从事该行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对承运人来说，未免要求太高。更何况在客车装满乘客的情况下，如果承运人与歹徒搏斗也可能会伤害其他的乘客，所以法律不可能要求承运人必须负有此种义务。也不能说，违反此种义务便有过错并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法律不能要求一个公民去从事其力所不及、或者虽然能够做到但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事情。就见义勇为来说，尽管从道义上来说每个公民都应当负有这种道义的责任去从事此种行为，但是毕竟从事这种行为存有一定的风险，也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法律不可能强求公民必须要这样做。法律规则通常是最低的行为标准，其所规定的义务必须是一般公民应该能够做到的。但对于见义勇为的行为来说，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够做得到的。如果公民未能做到该行为，法律也不能对其进行惩罚。同样在本案中被告的司乘人员作为一般公民确实不应当负有与歹徒搏斗的义务，其未从事该行为不能认为其犯有过错。所以，我认为在本案中被告并不应当负有一种必须采取措施制止歹徒行为的法定义务，被告人从事此种行为不能说其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我们说被告不应当负有必须救助的法定义务，并不是说被告不负有合同上的义务。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了一种旅客运输合同，在这种合同关系中，承运人应当负有将旅客安全及时地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旅客则应当负有交付票款的义务。既然承运人应当安全地将旅客送到目的地，那么就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保障旅客的安全。这就是承运人所负有的合同义务，它不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我们说承运人所负有的这种义务并不是针对所有人承担，而仅仅只是针对特定的旅客承担的。如果某人没有买票上车，其与承运人并没有形成一种合同关系，那么他在免费搭车的过和中受到他们的伤害，则无权根据合同要求承运人赔偿。但如果某人已经买票上车，则他与承运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承运人就应当对他负有保护的义务。同样，在旅馆中如果旅客受到歹徒的袭击，旅馆是负有责任的。但在商店里，某个顾客受到他人的殴打，商店并不一定要对顾客受到伤害承担责任。这主要是因为这前一种情况下，旅馆和旅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旅馆对旅客在旅店内的人身安全应当负责任。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顾客和商店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合同关系，所以商店对顾客并不负有一种基于合同产生的保护义务。
同样在本案中，由于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所以承运人应当对旅客受到伤害承担责任。这就是说，就具体的合同义务而言即使具体的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并没有在合同中具体地约定承运人是否应对旅客负有救助义务，但依据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承运人都应当负有此种义务。所以不管这种危险是因为何种原因引起的，只要旅客正在遇到了危险需要承运人予以救助，承运人就应当履行救助义务。
该案例提出一个问题，即能否将合同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使任何人都有一种依据诚信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他人财产、人身不受侵害或见义勇为的义务？我认为侵权法中不应当具有这种义务。因为这种义务只能在合同中运用，合同中采用这种义务，一方面是为了填补合同漏洞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交易关系中强化商业道德。
附随义务主要是在交易关系中产生的，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填补当事人约定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意志与利益并体现合同正义，但是在交易关系之外我们不能对一般人要求其承担过高的道德义务，这就是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是人们最低的行为准则，道德是高于法律规定的行为准则。附随义务体现了较高的行为准则，在合同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一些体现较高商业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即使没有约定，法律也可以根据合同的目的和性质要求当事人负有此种义务。但是在合同关系之外，法律不宜要求当事人对一切不特定的人负有体现较高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除非是行为人以故意违反诚信义务的方式造成他人的损害，则有可能构成侵权。
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将附随义务扩张到侵权法中，从而将欺诈行为也认定为侵权。我认为，欺诈主要是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并不等于侵权。将欺诈作为侵权存在两个弊端，第一，追究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尽管有可能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提供补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是否继续有效，是否应当继续得到履行，并没有解决。所以与其适用侵权责任解决欺诈问题，还不如采用无效或可撤销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欺诈常常是在缔约之际发生的，但在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原来的欺诈行为的受害人可能愿意接受欺诈的后果，而实施欺诈行为的一方甚至也可能不愿接受欺诈的后果。例如，将假恐龙蛋当作真恐龙蛋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人，但后来假恐龙蛋的价格也大大上涨，欺诈人不愿继续履行，会主动请求宣告合同无效。在这个案件中，如果满足了欺诈人的请求，宣告合同无效，反而会损害被欺诈人的利益。如果把欺诈当作侵权行为，则从理论上讲应当当然宣告合同无效，满足欺诈人的请求。但如果将欺诈作为一种影响合同效力的行为，只能由受害人来主张。事实上，我国合同法第54条是将欺诈行为（除损害国家利益的以外）作为可撤销合同来对待，也没有将其视为侵权，这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侵害对象的区分标准
从侵害对象的角度来看，违约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相对权即合同债权，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绝对权。在这里，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是一种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它主要是从权利所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限制排斥他人的效力角度上谈及的。合同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只有特定的当事人一方才能向另一方根据合同主张权利。一方当事人不得向没有合同关系的他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但绝对权如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权利主体都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权利人权利的义务，而权利人的权利可以排斥所有人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权具有强烈的排它性。一般来说，侵害相对权构成违约，侵害绝对权将构成侵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侵权法保障的是绝对权，而合同法保障的是相对权。
必须看到，侵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其保障的权益范围逐渐地扩大，不仅仅是权利的保障的范围在扩大，而且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也扩张到许多法律上尚未形成权利的利益。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已经得到了承认，因此债权也成为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这样一来，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就变得相对模糊了。据此，我认为，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以侵害对象作为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任何一种侵权行为在发生以后，受害人要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则必须要举证证明行为人侵害了其某种权利或利益，而这种权利和利益应是受到侵权法保护的。所谓侵权行为在结果上一定侵害了某种法定的权利或利益，这就涉及到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究竟具有何种特点??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权利或利益必须是私法上的权利或利益。也就是??体的权利或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或受公法保护的利益。例如，某人在上高中期间被学校??遭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我认为，该案作为侵权处理将遇到的障碍是，受教育权究竟是私法上的权利还是公法上国家应当负有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其说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国家的义务，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例如，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不是说国家必须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就业，而是说国家必须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相应的劳动的条件、劳动的机会。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而享受到的利益不是私法上的利益。而且分班本身也不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只是由于被分到差班可能使原告受到的教育不如分到好班受到的教育要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享有。即使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也不能通过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
第二，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确定性。如果权利或利益的内容很难确定，则就难以确定行为人究竟侵害了受害人的何种权利和利益，从而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例如对于配偶权是否能够作为民事侵权的对象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我认为，由于这种权利的内容不易确定，因此不能构成民事侵权的对象。例如一些案例中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侵害了丈夫的配偶权，我认为，同居和要求生育子女是否构成配偶权的内容，是值得讨论的。即便构成了配偶权，其内容也是很难确定的。因此，将配偶权作为侵权的对象，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再如，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其范围也是很难确定的。例如，某人在商场购物，售货员未告知货物的瑕疵，便提起侵害知情权的诉讼。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违约或欺诈的问题，而不能作为侵害知情权的案件处理。
第三，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排它性。由于侵权法保障的权利都是绝对权，这种绝对权表现在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或者说这种权利和利益能够对抗来自一切不特定人的侵害，是对一切不特定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任何不特定的人都负有不得侵害这种权利和利益的义务。至于在特定的合同关系中所产生的合同利益被侵害，主要应当通过违约来解决，而一般不宜通过侵权来解决。例如关于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主要涉及合同责任，对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应当接照违约来处理，但如果将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对待，具有排他性，则侵害这种权利可以构成侵权。
第四，民法对这种权益的侵害能够给予一定的救济。民法是否能够提供补救，是某种行为是否能够构成侵权行为的最关键因素。例如，对于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行为以侵害配偶权提起诉讼，即使法院支持其诉讼主张，也是无法强制执行的，这就表明对这种权益在民法上不能提供一种补救方式，因此，侵害这种权利不能构成侵权。需要指出的是，确立对对某种权益的侵害民法上能够给予一定的救济，常常是现代侵权行为法要考虑的重点。即只要某种权益遭受侵害以后，能够给予某种救济，无论其在法律上应归入哪一种法定的权利之中，在法律上都可以将其归入到侵权的范畴，并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例如，对“包二奶”的行为，究竟侵害的是何种权利或利益在法律上一直存在争论。我国法律过去并不认定其构成侵权，这主要是考虑到没有相应的救济方法。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针对这种行为规定了民事赔偿的补救方式，从而使“包二奶”的行人也可以构成民事侵权行为。当然，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在理论上还有待了一步讨论。
需要讨论的是，对于侵害权利之外的利益是否需要依主观标准进行限定？德国法上规定必须是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式损害他人的利益才能构成侵权，我国、台湾法也采取了这种规定。我认为，采取这种限制是必要的，因为法定权利之外的利益范围极为广泛，如果法律不对其构成要件加以严格限制，则侵权法的范围将漫无边际，人们必将动辄得咎，据此，也不宜采纳这一观点。
二、根据事先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进行区分
当事人之间是否事先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是区分违约和侵权责任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当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而只是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才使得双方发生了损害赔偿之债的关系。侵权人是债务人，受害人是债权人，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赔偿损失。对违约行为来说，当事人双方来先必然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因为违约行为的发生是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权利义务为前提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当事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卜，就有可能将这种违反义务的行为归入到违约的范畴。例如，顾客甲在某饭店进餐时，因饭店服务员乙与顾客丙发生口角后双方斗殴，乙扔出一铁盘砸向丙，丙及时躲避后该铁盘正中甲的面门。乙进而扔出第二个铁盘，该铁盘将从该饭店门口经过的行人丁砸伤。在本案中，顾客甲因为在某饭店进餐而与饭店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其在饭店遭受损害，可以起诉饭店违约。但顾客丁与饭店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其在饭店门口遭受损害，可以起诉饭店和饭店服务员乙侵权，但不得起诉饭店违约。
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倾向是常常不考虑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将某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都当作侵权行为对待，而不考虑责任竞合问题。例如，对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都仅作为侵权行为对待，而忽略了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再如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因出租车司机的过失造成乘客的伤害，也可能构成违约。在医疗事故中，医院和患者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双方都有可能发生违约的问题。但我国审判实践从未将其作为违约对待。这种做法事实上排斥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而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由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各有特点的，对当事人的补救方法各不一样，受害人提出不同的请求权，在举证负担、责任的确定、贡任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着区别。排斥竞合，从而否定了受害人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补救方式的可能性。以医疗事故为例，这种做法造成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 对过错的举证，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大多将医疗事故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对待，受害人对于医疗事故发生后医疗单位是否有过错应当负举证责任，这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是不利的。因为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很难知道医疗单位是否具有过失，对此，他事实上是处于无证据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患者甚至获得病历都很困难。因此，要求其就医疗单位的过错举证，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采用合同责任，则只要证明医疗单位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且不具有免责事由，就可以使医疗单位承担责任。例如在提供整容服务时，医疗单位许诺可以将就诊人在整容以后达到何种效果，但最终并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医疗单位便构成违约。
第二， 在侵权的情况下，按照以往的处理，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必须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但按照违约处理，就可以不考虑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由于合同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所以，采用合同责任处理，对当事人更为简便、有利。根据我国的现有的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的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要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而鉴定委员会常常是由医疗部门的专家组成的，鉴定的结果不一定对患者有利，所以在不少的案例中，鉴定结论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单位无过错，但治疗的结果又表明医院可能是有过错的，对这类案件，如果都按照侵权来处理，是很困难的，如果按违约处理，则可以大大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第三， 在违约责任中，当事人之间可以事先约定损害赔偿，一量发生违约，就可直接执行约定的损害赔偿条款，而无须再进行鉴定。例如，在提供整容服务时，顾客与整容师可以事先就可能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约定。
第四， 在从事一些危险性较大的行为时，不能完全不考虑免责条款。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我认为该条并没有完全禁止在医疗过程中使用免资条款。因为，有些医疗活动就是以给病人施加一定的损害，才能达到医疗的效果。同时，医疗手术等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即使在科技发展以后，这种风险也不能完全消除，风险的存在就有可能给病人造成损害。这就应当允许医院与患者之间通过免责条款免除风险责任。如果禁止使用免责条款，则医院就会以医疗手术会给病人造成损害为由，而拒绝从事一些必要的医疗活动，这反而会损害病人的利益。如果采用合同责任，就可能采取免责条款的方式来免除责任。
应当看到，近几十年来，大陆法系合同法有扩张适用的倾向，例如，德国法上存在着“附 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借鉴这些经验。我认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宜借鉴这些扩大合同义务内容的做法，因为，扩大合同义务内容将直接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混淆，不利于正确认定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并不一定是有利的。
不可否认，扩大合同义务内容的做法，有利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但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作用。例如，承租人租用出租人的房屋以后，房屋的自来水管破裂，将承租人的物品和第三人存放在承租人处的一条名贵地毯浸坏。如果出租人对第三人也要承担合同责任，从表面上看似乎简化了诉讼，但实际上存在着法律上的问题。体现在：第一，将会给合同一方当事人添加过重的责任。因为合同责任采取严格责任，只要证明有违约事实的存在，就可以成立。侵权责任中的一些免责事由在合同中很难得到运用。例如，自来水管破裂有可能因为他人的原因造成的，出租人对此是无过错的，如果是合同责任，则出租人不能以因为他人的原因造成水管破裂而免责。但如果是侵权责任，则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无过失而免责。第二，将会妨害交易。同为房屋租赁市场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尽可能减轻出租人的负担。如果出租人负担过重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在前面的案例中，原则上应当作为两个案件要求当事人分别起诉，不能对那些没有合同；关系> 四、从侵害的后果来区分
违约损害赔偿仅限于财产损失赔偿，而且因为违约造成的损失，并非都应当由违约方??损失才应由违约方赔偿。但因为违约造成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一般不应当由合同法提供补救。而侵权损害赔偿，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伤害，只要是因为侵权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应当由侵权行为人赔偿。按照这样一个分类标准，只要发生了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就应当将其归入到侵权的范畴。
侵权行为将发生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后果，对财产人身的侵害包括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而违约的后果主要是造成财产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失。可见，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侵害人格权的情况，其适用的范围是很狭小的。一方面，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侵害人格权，不包括侵害其他权利的情况。另一方面， 即处就人格权的侵害来说，也仅适用于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侵害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其他人格权受到侵害的行为。尽管《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因为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的过于狭窄而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目前仍然未对此作出突破。
在实践中，违约行为时常有可能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给受害人造成很大的精神损害，那么，是否有必要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违约责任中，对此，学者的有法并不完全一致。在实践中，一些法院在一些特殊的违约案件中已经开始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原告在被告处做激光扫斑美容后，致面部形成麻斑，经过半年之久尚未恢复。因为殡仪馆的过失造成寄存人寄存的亲人的骨灰被丢失，保管人因为重大过失而去失他人寄存的祖传的物品等，法院都判定被告应赔偿精神损失。作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原因是物品本身对受害人有特殊的意义，因物品的丢失而给受害人会造成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补偿。
我认为，合同法中对精神损害不宜赔偿的原因还在于：
第一， 只有侵权法才能对精神损害提供补救，而合同法对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原则上是不提供补救的。如果违约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行为，则因此引发的精神损害应受侵权法的保护。对精神损害能否提供补救，可以看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别之一。
受害人针对保管人因为过失造成物品丢失的行为，究竟是应当提起侵权上诉还是应当提起违约之诉，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在此情况下，受害人通过选择侵权之诉完全可以使其精神利益得到补救，没有必要基于违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就是说，对保管人因为过失造成物品丢失的行为，既可以看作是对保管合同的违反，因而构成违约，也可以看作是因保管人的过错而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利，并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换句话说，保管人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对寄存人的财产权的侵害，但这种侵害造成了精神损害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只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一规定不仅是对现行立法的突破，也是对侵权行为法的重大发展。该规定也澄清了一个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即在侵害财产权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能否根据违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将明确要求必须根据侵权行为请求赔偿，这即保持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分类的标准，又维持了民法内在体系的和谐一致，并且有利于对受害人提供全面的保护。当然，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造成损害，是否都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在理论上仍然值得探讨。因为什么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在法律上很难准确的界定，即使是对不具有特定纪念意义的物品，在所有人手中使用长久了，也可能会形成很大的精神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侵害特定纪念物品造成精神损害，应根据侵权责任提供补救，也只是司法解释的一种例外规定。因为侵权法原则上只是在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实行精神损害赔偿，对财产权的侵害一般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 在违约中实行精神损害赔偿，将会使订约当事人在订约时形成极大风险，从而极不利于鼓励交易。诚然，违约行为会发生精神损害。但精神损失毕竟是违约当事人在订约时难以预见的。一方面，违约当事人在缔约时很难知道在违约发生以后，非违约方会产生精神痛苦、不安、忧虑等精神损害，也不知道道有多大的精神损害，因为毕竟精神损害是因人而异的，是违约方所不可预见的。另一方面，即使存在着精神损害，也是难以金钱计算的。也就是说违约方在订约时根本无法预见以金钱计算的精神损害。如果在一方违约以后，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过大，将会给订约当事人增加过重的风险，这样交易当事人将会对订约顾虑重重，甚至害怕从事交易，从而会严重妨害交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要看到，如果允许合同责任中赔偿精神损害，则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在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如果遭受精神损害，违约方应当支付一笔违约金，这样一来，将会使违约金具有赌博的性质，但由于精神损害本身艰难准确确定，因此也很难说这种约定超出了实际的损害并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者应增减数额。
第三， 实行精神损害赔偿也不一定符合合同的性质和特点。因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需要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一方违约后向另一方支付巨额的违约金，另一方获得极大的利益，且没有为此支付代价，并不符合等价交换原则。还要看到，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不是因为一方的违约而给合同另一方造成损害，而是给第三人造成了精神损害。例如，因交付的产品有瑕疵，造成买受人的死亡，从而造成其亲属的极大的精神痛苦。或者因为产品的瑕疵造成受害人以及第三人的人身伤害以及精神损害，在此情况下，第三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我认为，如果允许经三人基于合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会妨害合同的相对性规则，也不一定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这样一来，将会使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更难以分清。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着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标准等几种学说，从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利益的衡平性等角度考察，以权利标准作为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基本计量标准更为合适。
所谓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以下简称“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主要是指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的计算依据。从理论上看，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的探讨较晚，虽形成了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数量标准等争鸣状态，但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缺乏合理、有力的理论支撑，我国并没有较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导致审判实务中“同案不同判”尴尬局面的出现，损害了法制的统一及司法的权威，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和信任程度下降。因此，笔者在总结关于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探寻法定赔偿制度建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还没有明确并统一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这是核心问题。《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针对我国这一司法现状，对于应建立何种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在理论上也争执不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且形成了以下几种有力学说：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即以侵犯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权利计算标准说。而基于现实的审判需要，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量化，但各“指导意见”对此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具有同一性，凌乱的规定让该问题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各“指导意见”在计算标准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同一性质的案件，受审判地法院“指导意见”约束的不同，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
对于上述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些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司法实践中计算的科学性。例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应当根据侵权人的多寡[1]或被告（主要是生产厂商）的多寡分别计算最高定额赔偿额。[2]这主要是考虑单个被告侵权与多个被告侵权之间差别的结果，也是为了解决原告为突破最高限额赔偿而进行分案诉讼的问题，这一标准更有利于建立完善公正、经济的诉讼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但侵权人数量标准在解决多个主体侵权时，并未区分共同故意侵权和非共同故意侵权之间的适用，而司法实务依然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音像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以侵权人的数量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该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应区分复制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各自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的不同，公平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但这种含糊的规定，依然使司法操作无所适从，计算根据科学性的缺失，使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受到众多的批评。再例如，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损害赔偿系针对一部作品而非一个侵权行为”[3]。其认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当侵权人侵犯了权利人的数件作品，适用法定赔偿时，不应以一个案件作为单位，而应以一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因此，如果侵权人复制了同一著作权人的多部作品，则每部作品均可以获得法定赔偿。并且明确地指明：“每件作品分别在50万元以下进行酌定，然后相加，从而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指导意见》）第10条明确规定了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即以权利客体的种类为计量标准。但按照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会使部分侵权和全盘侵权法律责任同一的后果，使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
第二，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本身所要保护的法益。从本源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并不是知识产权所体现的有形载体（如作品、商标、发明等）本身，而是通过载体所体现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主线展开，而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设定也应当以该权利为中心。但纵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并未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参照进行标准的设定，偏离了该权利主线，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益保护不明。致使在对法定赔偿的个别计量标准在进行适用时，无法解决权利竞合状态的计算、单一侵权和全方位侵权的计算、侵权主体各异时的计算。
第三，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性。矛盾因为利益的存在而无所不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也是如此。而设定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一旦这样一种私有财产权利遭到侵犯，权利人必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与侵权人进行交涉。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虽然有惩罚、预防或者威慑的作用，却并不会对侵权人惩罚殆尽，以防止出现新的损害。因此，应当设定一个能够有所偏向、但又大体能够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利益的计算标准，使已被破坏的秩序重新恢复，又不致造成新的损害。而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计算标准，由于逻辑上的错误判断，造成了上文已述的适用困境，因而无法达到利益平衡的要求。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权利数量标准的确立
正如上文所述，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标准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实体法的，或是程序法的，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要在普遍公理和准则的基础上，寻找“相对合理主义”的解决方案。权衡考量后，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应确立权利数量标准。
权利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赔偿额应当按侵权数量计算赔偿额[5]，以每项具体的知识产权为计算单位相对比较公平，也便于操作。[6]知识产权侵权包括侵犯单一知识产权的侵权和全方位的侵权。权利人在某一产品上具有的数种知识产权在一个侵权案件中均被侵犯，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此时，若以侵权结果论，只有一个侵权结果，只能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赔偿。但是，如果侵犯他人一种和多种权利最高限额均为50万元，就极有可能放纵侵权的发生和蔓延[7]。因此，应当根据侵权人侵犯他人权利数量的多寡分别计算法定赔偿额。
本文之所以选择权利数量计算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一）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
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为了完善法定赔偿这一理论体系，也是为了司法实践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章可循，因此，从司法实践计算的科学性而言，上述的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有适用时无法解释的难点。假设甲乙丙丁对A之权利实施了侵权行为，此时，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当甲乙丙丁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整体时，权利人对其提起诉讼时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四个独立主体共同侵权时，笔者认为，由于共同侵权在法律上只视其为一个侵权行为，一个共同的侵权目的，故其责任承担内容是同一的，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亦只得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皆属独立主体、且非基于共同侵权之主观过错实施侵权时，应属四个侵权案件，此时，既可分别审理也可因权利主体的主张而共同审理，如共同审理，法院必须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否则，就会造成对权利主体的不公平，因A本可分别起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可能实际获得高于50万元的赔偿，A节省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却使自身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如果只能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其最高限额不能超过50万元，这是不符合法律公平、效率价值要求的。可见，单纯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会造成重复赔偿或导致对权利人的不公。
第二，笔者认为，如果主体同一，侵权的客体同一，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也同一，只是单纯的在侵权行为的次数上有所不同，则并没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的必要。当然，如果主体同一，侵犯的客体也同一，但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等并不同一，此时并不必然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例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但甲在B、C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D专利权，在这里，侵权主体都是甲，权利主体都是乙，侵权客体都是乙的D专利权，但显然并不能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究其原因，到底是因为侵权行为的次数还是因为侵犯的权利数量抑或是知识产品的数量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适用多份法定赔偿是基于侵犯多项知识产权（A、B、C产品分别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即在法律上受侵犯的专利权有三份）或者是基于侵犯的知识产品为多项（A、B、C），而非基于多个侵权行为。事实上，不仅多次侵权行为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的事情屡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次侵权行为适用多份法定赔偿也并不鲜见。比如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侵犯了甲乙丙丁四位著作权人的权利，此时，侵权行为只有一个——论文合集的发行，但甲乙丙丁皆有权要求分别适用法定赔偿。
笔者认为，针对同一客体，同一侵权主体以同一侵权方式实施的多次侵权行为，究其实质仍为同一侵权行为，次数的不同只是一个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因此而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此，基于侵权行为的同一性，同一性质的多次侵权行为应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只是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侵权行为的次数只能也应当作为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之一。
第三，以侵权的标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不仅体现在《北京市指导意见》里，也是美国现行法的做法，这当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其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
假设甲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B，B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权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也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C，C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也就是部分侵权，如果依知识产品标准，乙就B、C产品皆只能提起一次法定赔偿之诉。再假设B、C产品都对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按最高额来赔偿，此时，甲就B、C产品对乙的赔偿额完全一样。如此规定使得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造成了行为与责任的不对等，造成明显不公；并且，此类规定在客观上歪曲了法律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上助长了侵权之风的盛行，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极其不利。但如果适用权利标准，则可以解决该问题。
假设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涉及到甲的3篇文章、乙的2篇文章、丙的3篇文章，此时，如以知识产品为标准计算，侵权的标的为一个——论文合集，难道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如果甲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乙、丙可否再提起诉讼？如果该合集完全是因为甲的第一篇文章而畅销，那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如何分配赔偿数额，是按文章占总文章的比例还是按作者占作者数量的比例？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用权利标准可轻易解决该问题：甲、乙、丙各就自己的每篇文章拥有著作权，可以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
以权利数量为其计算标准，不但上述问题可迎刃而解，侵权竞合情况等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简单、明确。
假设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也是乙之著作权；又如，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亦为丙之著作权，此时涉及到权利竞合问题。关于侵权竞合行为，有的学者主张因其实质只有一个侵权行为、一个侵权目的，只能按照一个单位的法定赔偿计赔。[8]但笔者认为，解决知识产权的疑难问题不能脱离民法原理的支持，不能脱离损害赔偿法的背景知识。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基于同一侵权过错侵犯数项知识产权的，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数个权利主体为同一时，适用民法上请求权竞合的原理，由当事人选择某一项权利适用法定赔偿，即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以任意择一请求权行使，但不允许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以免造成权利的失衡，形成不当得利，此时，可参考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相关规则；第二种情形，有数个不同权利主体时，可以分别计算损害赔偿额。例如，甲骑马的样子被乙制作成摄影作品，卖给丙作为香烟商标，丁擅自使用该商标于成人用品上，给甲、乙、丙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此时，甲之肖像权、乙之著作权、丙之商标权皆受有损害，笔者认为，甲乙丙皆可主张自己的权利，任一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如果其他主体不知情或未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追加其他主体为第三人，如果其不参加诉讼，法院可以就权利主体的诉讼请求宣判，但在判决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其他权利主体的存在，为其他权利主体预留出赔偿份额，以免给侵权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造成权、义、责的失调。
知识产品标准的优势与适用空间权利标准也可以涵盖。比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E专利权，但甲在B、C、D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E专利权，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此时，如果以知识产品标准来解决法定赔偿的适用当然非常轻松，且结果也很公平，但用权利标准来解决也并非不可能。笔者认为，甲应就A、B、C、D产品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为A、B、C、D几种产品上都存在着E专利权，尽管此时权利种类是一样的，但权利的数量是多个，应分别计算。
（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
正义价值是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并要促进的首要价值目标。法律要保护的就是权利主体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皆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其制定的目的以及保护的价值：法律的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都是在维护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即对劳动者的智力成果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如果其智力成果得不到全面保护，或者受损害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即无正义可言。
刘成江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自罗马法以来就已经产生的两类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从现代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尽管两大法系在合同诉讼与侵权诉讼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区别，但在法律上都接受了此种分类。在我国，由于民事经济案件常常涉及违约和侵权的区分问题，因此，准确区分违约和侵权责任对于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民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谈一点初浅的看法。
一、从违反义务的性质来区分
从违反义务的性质来看，合同责任是因为违反了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合同义务主要是约定的义务，当然现代合同法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合同义务不仅仅来源于约定的义务还包括法定的义务以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例如，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标的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义务，因此诚信义务也成为合同义务的组成部分，但总体上说合同义务主要还是约定义务。至于法定的或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义务通常都是在合同约定的义务的内容不明确或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产生的，主要起到补充法定和约定义务不足的作用。因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内容主当事人依法自由约定，当事人约定的内容只要不违反强行法和公共道德，就应当具有忧先于法律规定的效力。
侵权行为都是一种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侵权行为所违反的法定义务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普遍性的义务，即所谓“不损害他人”的义务，此种义务是针对所有人而设定的，其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没有合法的依据或法律上的权利而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都违反了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义务。二是侵权法设定的具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强行性义务，如民法通则第125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实际上设定了一项义务，即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否则因此给他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是侵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强行性义务，如有关劳动安全保护方面的法律对劳动安全保护的规定、消防法规对有关单位应当采取的消防措施的规定。这些都是强行法所规定的义务。所有的这些义务，既包括了作为的义务也包括了不作为的义务。在侵权法上，一般都是不作为的义务，即不得损害他人的义务，一般人都应当负有这种义务。四是在特殊情况下，某些特定的职责的人应当负有 特定的作为义务（如警察所负有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义务），或者因实施了一定的先前行为，使其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例如，携带邻居家的孩子出外游玩，所负有的照管该小孩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造成他人损害，都可能构成侵权。
我认为，在区分违约和侵权行为所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时，还应当把握如下几点：
1.确定违反的这种义务是属于法定的针对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一般来说，违反约定义务属于违约的范畴，而违反法定的强行性义务应当归入到侵权的范畴。但在作出此种分类时，需要进一步考虑违反的义务针对一般人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因为法定义务都是针对一般人的，而约定义务都是针对特定人的。例如，某人在商店试衣服时将其脱下的衣服放在外面，商店售货员同意看管，该人出来时衣服已经被盗。严格地说，法律没有设定商店看管顾客衣服的义务，但当事人之间已经通过约定产生了看管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针对所有的顾客承担的，只是针对购买衣服的顾客而产生的，因此商店应当对顾客衣服承担保管义务。违反此种义务是一个违约而不是侵权的问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倾向是将违反约定义务的情况归入到侵权的范畴。例如商标使用权人违反许可合同的期限或范围使用他人商标；肖像使用人违反肖像使用合同使用他人肖像；房屋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继续居住房屋既不返还房屋也不交付租金等等。许是从结果上判断而产生的。从行为人违反的义务性质来看，我更趋向于认为上述情形都是违约的问题而不是侵权的问题，因为有关使用的期限、范围等等都是合同明确规定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大都是一个违约的问题。当然也涉及竞合的问题，但归入竞合则无疑使问题变得过于繁琐。对这些行为，我国合同法都设定了相应的责任，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案件不需要采用竞合的观点。
2.在确定某一种行为是否违反义务时，根据具体情况也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违反这些义务也将构成违约。
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行为是否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例如，某人在宾馆住宿时，其随身携带的手机和有关衣物在房间内丢失。再如，某人在乘坐火车时，其在晚上将一双名贵的皮鞋脱下，上卧铺睡觉，早晨醒来时发现该皮鞋己丢失。在这两个案件中，受害人都以侵权为由请求对方赔偿。显然，宾馆和铁路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并没有为任何人都负有看管其财物、保护其人身的义务。但对顾客或乘客是否负有一种合同上的义务，值得探讨。显然当事人之间并没有明确针对上述行为的保管和保护义务做出约定，不过，在这些合同关系中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必须要确定双方是否负有默示的合同义务。所谓默示义务，是指依据合同的性质和交易习惯所确定的义务，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一是依据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必须由合同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例如，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应当负有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而在委托合同中，当事人应当负有应尽最大努力的义务。再如在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根据合同的性质负有安全的将旅客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无论当事人在合同中是否对此义务作出了约定，都可以认为承运人负有该默示之义务。倘违反义务，未将旅客安全及时送到目的地将构成违约。二是依据交易习惯，所产生的默示义务。所谓交易习惯是指，在当时、当地或者某一行业、某一类交易关系中，为人们所普遍采纳的，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习惯做法。我国合同法第61条规，“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法第125条规定，解释合同应当依据交易习惯进行解释，这就确立了习惯解释的原则。因此，交易习惯成为确定合同默示义务的重要依据。例如，根据交易习惯通常是先住店后付款、先用餐后结账，这实际上是确定了默示的先后履行义务。当然，就交易习惯问题应当由当事人举证，法官应当考虑该交易习惯是否客观存在或是否合理。否则不能以此作为确定默示义务的依据。我认为，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根据旅客住宿合同和旅客运输合同的性质，很难确定旅馆和铁路公司负有为旅客看管财物的义务。至于根据交易习惯是否负有这种义务，还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举证。一般情况下，由于旅馆住宿人员相对较少，每一位旅客都有特定的房间，财物保管更为便利，因此根据交易习惯可以认为旅馆负有为旅客看管某些财物的义务。而对于列车来说，由于乘客流量较大，铁路公司很难看管乘客的财物。
其次，应当考虑经济利益对义务的影响。在合同关系中，合同义务常常要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例如，有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明显高于无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同时，在法律上对合同义务的形成常常也要考虑是否存在着利益关系。如果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一方对另一方提供某种服务或劳务，支付了一定的对价，则另一方有可能依据这种对价负有某种保护对方财产和人身的合同义务。例如，有人在宾馆看望客人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被盗，此种情况与住宿的旅客的物品在房间丢失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显然宾馆有某种看管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根据合同产生的，且因为双方存在这种对价关系，因此能够确定当事人负有此义务。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宾馆对每一位的到访的客人都负有看管的义务。因为宾馆与其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对价关系。所以，宾馆对到访的旅客都具有一种看管其财物的合同义务，如果强令其承担此种义务，就会对其强加了一种合同的义务。当然，在侵权责任中，一般不能根据对价关系来考虑某种义务是否存在以及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此种义务的问题。
3.不能将交易关系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所谓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应当承担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由于此种义务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因此，称为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义务，主给付义务确定以后，附随义务才能随之而存在，附随义务本身不能独立于主给付义务而存在。如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履行主给付义务时，应当向买受人如实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可见，告知使用方法的附随义务与交付标的的义务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在通常情况下，附随义务并不是以给付为内容的，而是为了使给付义务??务的内容是任何合同都应当具备的，但在不同??，与主给付义务不同的是，附随义务不是通过??起便已经确定的，其内容将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在合同成立以后当事人究竟应当负有什么样的附随义务，不能自始确定，而应当根据合同关系的发展而逐步地确定。例如，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负有准备履约不辜负对方履约期望的义务，在履行期到来以后，当事人应当在履行主给付义务时，履行各项附随义务。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与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是对履行中附随义务的具体规定。在履行完毕以后，当事人也应当依据合同的性质和交易习惯履行一定的附随义务。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是对履行完成以后当事人所负有的附随义务的规定。可见，附随义务的内容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和发展的。
附随义务通常都是产生于特定的交易关系，它与交易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以交易关系作为前提。例如，在买卖中出售人提供产品说明书、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等等。这些义务本质上都是从交易中产生的诚信义务，违反这种义务都应当归入到违约的范畴。
关于附随义务能否扩大到侵权的领域，是值得研究的。试举一案予以说明：1999年10月2日中午，原告乘坐被告某客运公司的专线公共汽车，上争购票3元。途中，有两名小偷用刀片划破原告的裤袋欲偷窃，原告发觉后即与小偷抗争，而车内其他人均对此毫无行动。当车行至某路段时，原告走到车门前，要求司机停车，这时，两名小偷从车后冲上来殴打原告，并用语言警告司机不可多事，而司机及乘务员在此情况下未出声制止或采取报警等积极行动。车停后，两名小偷自行下车离去，原告即时下车，并于当日下午1时许到某镇派出所报案。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就赔偿问题提出请求，未果。原告遂在法院提起诉讼。
我认为，在本案中，首先应当区分被告所负有的救助义务究竟是合同义务还是法定义务。根据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承运人对于特定的旅客有救助的义务，而旅客则有受到救助的权利。所谓救助，就是抢救、帮助，以保护和维持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生命、健康。然而，此处所说的救助是否包括在旅客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承运人必须救助危难的乘客，并与不法行为人作斗争？我认为合同法第301条所讲的“救助”的本来含义是指，当承运人遇到急病、分娩、遇险等情况时有救助的义务，但这里所说的遇险主要指的是遭遇到因自然原因所引起的险情，一般并不包括旅客在遇到不法行为人的不法侵害的情况。因为从法律上来看，要求承运人必须要从事与歹徒作斗争的行为，如果不从事该行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对承运人来说，未免要求太高。更何况在客车装满乘客的情况下，如果承运人与歹徒搏斗也可能会伤害其他的乘客，所以法律不可能要求承运人必须负有此种义务。也不能说，违反此种义务便有过错并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法律不能要求一个公民去从事其力所不及、或者虽然能够做到但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事情。就见义勇为来说，尽管从道义上来说每个公民都应当负有这种道义的责任去从事此种行为，但是毕竟从事这种行为存有一定的风险，也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法律不可能强求公民必须要这样做。法律规则通常是最低的行为标准，其所规定的义务必须是一般公民应该能够做到的。但对于见义勇为的行为来说，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够做得到的。如果公民未能做到该行为，法律也不能对其进行惩罚。同样在本案中被告的司乘人员作为一般公民确实不应当负有与歹徒搏斗的义务，其未从事该行为不能认为其犯有过错。所以，我认为在本案中被告并不应当负有一种必须采取措施制止歹徒行为的法定义务，被告人从事此种行为不能说其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我们说被告不应当负有必须救助的法定义务，并不是说被告不负有合同上的义务。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了一种旅客运输合同，在这种合同关系中，承运人应当负有将旅客安全及时地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旅客则应当负有交付票款的义务。既然承运人应当安全地将旅客送到目的地，那么就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保障旅客的安全。这就是承运人所负有的合同义务，它不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我们说承运人所负有的这种义务并不是针对所有人承担，而仅仅只是针对特定的旅客承担的。如果某人没有买票上车，其与承运人并没有形成一种合同关系，那么他在免费搭车的过和中受到他们的伤害，则无权根据合同要求承运人赔偿。但如果某人已经买票上车，则他与承运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承运人就应当对他负有保护的义务。同样，在旅馆中如果旅客受到歹徒的袭击，旅馆是负有责任的。但在商店里，某个顾客受到他人的殴打，商店并不一定要对顾客受到伤害承担责任。这主要是因为这前一种情况下，旅馆和旅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旅馆对旅客在旅店内的人身安全应当负责任。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顾客和商店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合同关系，所以商店对顾客并不负有一种基于合同产生的保护义务。
同样在本案中，由于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所以承运人应当对旅客受到伤害承担责任。这就是说，就具体的合同义务而言即使具体的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并没有在合同中具体地约定承运人是否应对旅客负有救助义务，但依据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承运人都应当负有此种义务。所以不管这种危险是因为何种原因引起的，只要旅客正在遇到了危险需要承运人予以救助，承运人就应当履行救助义务。
该案例提出一个问题，即能否将合同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使任何人都有一种依据诚信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他人财产、人身不受侵害或见义勇为的义务？我认为侵权法中不应当具有这种义务。因为这种义务只能在合同中运用，合同中采用这种义务，一方面是为了填补合同漏洞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交易关系中强化商业道德。
附随义务主要是在交易关系中产生的，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填补当事人约定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意志与利益并体现合同正义，但是在交易关系之外我们不能对一般人要求其承担过高的道德义务，这就是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是人们最低的行为准则，道德是高于法律规定的行为准则。附随义务体现了较高的行为准则，在合同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一些体现较高商业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即使没有约定，法律也可以根据合同的目的和性质要求当事人负有此种义务。但是在合同关系之外，法律不宜要求当事人对一切不特定的人负有体现较高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除非是行为人以故意违反诚信义务的方式造成他人的损害，则有可能构成侵权。
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将附随义务扩张到侵权法中，从而将欺诈行为也认定为侵权。我认为，欺诈主要是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并不等于侵权。将欺诈作为侵权存在两个弊端，第一，追究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尽管有可能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提供补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是否继续有效，是否应当继续得到履行，并没有解决。所以与其适用侵权责任解决欺诈问题，还不如采用无效或可撤销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欺诈常常是在缔约之际发生的，但在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原来的欺诈行为的受害人可能愿意接受欺诈的后果，而实施欺诈行为的一方甚至也可能不愿接受欺诈的后果。例如，将假恐龙蛋当作真恐龙蛋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人，但后来假恐龙蛋的价格也大大上涨，欺诈人不愿继续履行，会主动请求宣告合同无效。在这个案件中，如果满足了欺诈人的请求，宣告合同无效，反而会损害被欺诈人的利益。如果把欺诈当作侵权行为，则从理论上讲应当当然宣告合同无效，满足欺诈人的请求。但如果将欺诈作为一种影响合同效力的行为，只能由受害人来主张。事实上，我国合同法第54条是将欺诈行为（除损害国家利益的以外）作为可撤销合同来对待，也没有将其视为侵权，这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侵害对象的区分标准
从侵害对象的角度来看，违约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相对权即合同债权，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绝对权。在这里，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是一种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它主要是从权利所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限制排斥他人的效力角度上谈及的。合同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只有特定的当事人一方才能向另一方根据合同主张权利。一方当事人不得向没有合同关系的他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但绝对权如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权利主体都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权利人权利的义务，而权利人的权利可以排斥所有人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权具有强烈的排它性。一般来说，侵害相对权构成违约，侵害绝对权将构成侵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侵权法保障的是绝对权，而合同法保障的是相对权。
必须看到，侵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其保障的权益范围逐渐地扩大，不仅仅是权利的保障的范围在扩大，而且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也扩张到许多法律上尚未形成权利的利益。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已经得到了承认，因此债权也成为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这样一来，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就变得相对模糊了。据此，我认为，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以侵害对象作为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任何一种侵权行为在发生以后，受害人要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则必须要举证证明行为人侵害了其某种权利或利益，而这种权利和利益应是受到侵权法保护的。所谓侵权行为在结果上一定侵害了某种法定的权利或利益，这就涉及到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究竟具有何种特点??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权利或利益必须是私法上的权利或利益。也就是??体的权利或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或受公法保护的利益。例如，某人在上高中期间被学校??遭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我认为，该案作为侵权处理将遇到的障碍是，受教育权究竟是私法上的权利还是公法上国家应当负有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其说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国家的义务，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例如，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不是说国家必须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就业，而是说国家必须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相应的劳动的条件、劳动的机会。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而享受到的利益不是私法上的利益。而且分班本身也不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只是由于被分到差班可能使原告受到的教育不如分到好班受到的教育要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享有。即使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也不能通过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
第二，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确定性。如果权利或利益的内容很难确定，则就难以确定行为人究竟侵害了受害人的何种权利和利益，从而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例如对于配偶权是否能够作为民事侵权的对象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我认为，由于这种权利的内容不易确定，因此不能构成民事侵权的对象。例如一些案例中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侵害了丈夫的配偶权，我认为，同居和要求生育子女是否构成配偶权的内容，是值得讨论的。即便构成了配偶权，其内容也是很难确定的。因此，将配偶权作为侵权的对象，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再如，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其范围也是很难确定的。例如，某人在商场购物，售货员未告知货物的瑕疵，便提起侵害知情权的诉讼。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违约或欺诈的问题，而不能作为侵害知情权的案件处理。
第三，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排它性。由于侵权法保障的权利都是绝对权，这种绝对权表现在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或者说这种权利和利益能够对抗来自一切不特定人的侵害，是对一切不特定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任何不特定的人都负有不得侵害这种权利和利益的义务。至于在特定的合同关系中所产生的合同利益被侵害，主要应当通过违约来解决，而一般不宜通过侵权来解决。例如关于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主要涉及合同责任，对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应当接照违约来处理，但如果将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对待，具有排他性，则侵害这种权利可以构成侵权。
第四，民法对这种权益的侵害能够给予一定的救济。民法是否能够提供补救，是某种行为是否能够构成侵权行为的最关键因素。例如，对于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行为以侵害配偶权提起诉讼，即使法院支持其诉讼主张，也是无法强制执行的，这就表明对这种权益在民法上不能提供一种补救方式，因此，侵害这种权利不能构成侵权。需要指出的是，确立对对某种权益的侵害民法上能够给予一定的救济，常常是现代侵权行为法要考虑的重点。即只要某种权益遭受侵害以后，能够给予某种救济，无论其在法律上应归入哪一种法定的权利之中，在法律上都可以将其归入到侵权的范畴，并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例如，对“包二奶”的行为，究竟侵害的是何种权利或利益在法律上一直存在争论。我国法律过去并不认定其构成侵权，这主要是考虑到没有相应的救济方法。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针对这种行为规定了民事赔偿的补救方式，从而使“包二奶”的行人也可以构成民事侵权行为。当然，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在理论上还有待了一步讨论。
需要讨论的是，对于侵害权利之外的利益是否需要依主观标准进行限定？德国法上规定必须是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式损害他人的利益才能构成侵权，我国、台湾法也采取了这种规定。我认为，采取这种限制是必要的，因为法定权利之外的利益范围极为广泛，如果法律不对其构成要件加以严格限制，则侵权法的范围将漫无边际，人们必将动辄得咎，据此，也不宜采纳这一观点。
二、根据事先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进行区分
当事人之间是否事先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是区分违约和侵权责任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当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而只是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才使得双方发生了损害赔偿之债的关系。侵权人是债务人，受害人是债权人，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赔偿损失。对违约行为来说，当事人双方来先必然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因为违约行为的发生是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权利义务为前提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当事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卜，就有可能将这种违反义务的行为归入到违约的范畴。例如，顾客甲在某饭店进餐时，因饭店服务员乙与顾客丙发生口角后双方斗殴，乙扔出一铁盘砸向丙，丙及时躲避后该铁盘正中甲的面门。乙进而扔出第二个铁盘，该铁盘将从该饭店门口经过的行人丁砸伤。在本案中，顾客甲因为在某饭店进餐而与饭店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其在饭店遭受损害，可以起诉饭店违约。但顾客丁与饭店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其在饭店门口遭受损害，可以起诉饭店和饭店服务员乙侵权，但不得起诉饭店违约。
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倾向是常常不考虑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将某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都当作侵权行为对待，而不考虑责任竞合问题。例如，对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都仅作为侵权行为对待，而忽略了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再如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因出租车司机的过失造成乘客的伤害，也可能构成违约。在医疗事故中，医院和患者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双方都有可能发生违约的问题。但我国审判实践从未将其作为违约对待。这种做法事实上排斥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而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由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各有特点的，对当事人的补救方法各不一样，受害人提出不同的请求权，在举证负担、责任的确定、贡任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着区别。排斥竞合，从而否定了受害人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补救方式的可能性。以医疗事故为例，这种做法造成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 对过错的举证，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大多将医疗事故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对待，受害人对于医疗事故发生后医疗单位是否有过错应当负举证责任，这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是不利的。因为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很难知道医疗单位是否具有过失，对此，他事实上是处于无证据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患者甚至获得病历都很困难。因此，要求其就医疗单位的过错举证，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采用合同责任，则只要证明医疗单位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且不具有免责事由，就可以使医疗单位承担责任。例如在提供整容服务时，医疗单位许诺可以将就诊人在整容以后达到何种效果，但最终并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医疗单位便构成违约。
第二， 在侵权的情况下，按照以往的处理，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必须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但按照违约处理，就可以不考虑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由于合同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所以，采用合同责任处理，对当事人更为简便、有利。根据我国的现有的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的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要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而鉴定委员会常常是由医疗部门的专家组成的，鉴定的结果不一定对患者有利，所以在不少的案例中，鉴定结论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单位无过错，但治疗的结果又表明医院可能是有过错的，对这类案件，如果都按照侵权来处理，是很困难的，如果按违约处理，则可以大大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第三， 在违约责任中，当事人之间可以事先约定损害赔偿，一量发生违约，就可直接执行约定的损害赔偿条款，而无须再进行鉴定。例如，在提供整容服务时，顾客与整容师可以事先就可能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约定。
第四， 在从事一些危险性较大的行为时，不能完全不考虑免责条款。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我认为该条并没有完全禁止在医疗过程中使用免资条款。因为，有些医疗活动就是以给病人施加一定的损害，才能达到医疗的效果。同时，医疗手术等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即使在科技发展以后，这种风险也不能完全消除，风险的存在就有可能给病人造成损害。这就应当允许医院与患者之间通过免责条款免除风险责任。如果禁止使用免责条款，则医院就会以医疗手术会给病人造成损害为由，而拒绝从事一些必要的医疗活动，这反而会损害病人的利益。如果采用合同责任，就可能采取免责条款的方式来免除责任。
应当看到，近几十年来，大陆法系合同法有扩张适用的倾向，例如，德国法上存在着“附 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借鉴这些经验。我认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宜借鉴这些扩大合同义务内容的做法，因为，扩大合同义务内容将直接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混淆，不利于正确认定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并不一定是有利的。
不可否认，扩大合同义务内容的做法，有利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但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作用。例如，承租人租用出租人的房屋以后，房屋的自来水管破裂，将承租人的物品和第三人存放在承租人处的一条名贵地毯浸坏。如果出租人对第三人也要承担合同责任，从表面上看似乎简化了诉讼，但实际上存在着法律上的问题。体现在：第一，将会给合同一方当事人添加过重的责任。因为合同责任采取严格责任，只要证明有违约事实的存在，就可以成立。侵权责任中的一些免责事由在合同中很难得到运用。例如，自来水管破裂有可能因为他人的原因造成的，出租人对此是无过错的，如果是合同责任，则出租人不能以因为他人的原因造成水管破裂而免责。但如果是侵权责任，则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无过失而免责。第二，将会妨害交易。同为房屋租赁市场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尽可能减轻出租人的负担。如果出租人负担过重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在前面的案例中，原则上应当作为两个案件要求当事人分别起诉，不能对那些没有合同；关系> 四、从侵害的后果来区分
违约损害赔偿仅限于财产损失赔偿，而且因为违约造成的损失，并非都应当由违约方??损失才应由违约方赔偿。但因为违约造成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一般不应当由合同法提供补救。而侵权损害赔偿，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伤害，只要是因为侵权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应当由侵权行为人赔偿。按照这样一个分类标准，只要发生了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就应当将其归入到侵权的范畴。
侵权行为将发生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后果，对财产人身的侵害包括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而违约的后果主要是造成财产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失。可见，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侵害人格权的情况，其适用的范围是很狭小的。一方面，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侵害人格权，不包括侵害其他权利的情况。另一方面， 即处就人格权的侵害来说，也仅适用于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侵害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其他人格权受到侵害的行为。尽管《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因为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的过于狭窄而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目前仍然未对此作出突破。
在实践中，违约行为时常有可能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给受害人造成很大的精神损害，那么，是否有必要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违约责任中，对此，学者的有法并不完全一致。在实践中，一些法院在一些特殊的违约案件中已经开始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原告在被告处做激光扫斑美容后，致面部形成麻斑，经过半年之久尚未恢复。因为殡仪馆的过失造成寄存人寄存的亲人的骨灰被丢失，保管人因为重大过失而去失他人寄存的祖传的物品等，法院都判定被告应赔偿精神损失。作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原因是物品本身对受害人有特殊的意义，因物品的丢失而给受害人会造成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补偿。
我认为，合同法中对精神损害不宜赔偿的原因还在于：
第一， 只有侵权法才能对精神损害提供补救，而合同法对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原则上是不提供补救的。如果违约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行为，则因此引发的精神损害应受侵权法的保护。对精神损害能否提供补救，可以看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别之一。
受害人针对保管人因为过失造成物品丢失的行为，究竟是应当提起侵权上诉还是应当提起违约之诉，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在此情况下，受害人通过选择侵权之诉完全可以使其精神利益得到补救，没有必要基于违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就是说，对保管人因为过失造成物品丢失的行为，既可以看作是对保管合同的违反，因而构成违约，也可以看作是因保管人的过错而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利，并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换句话说，保管人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对寄存人的财产权的侵害，但这种侵害造成了精神损害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只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一规定不仅是对现行立法的突破，也是对侵权行为法的重大发展。该规定也澄清了一个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即在侵害财产权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能否根据违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将明确要求必须根据侵权行为请求赔偿，这即保持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分类的标准，又维持了民法内在体系的和谐一致，并且有利于对受害人提供全面的保护。当然，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造成损害，是否都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在理论上仍然值得探讨。因为什么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在法律上很难准确的界定，即使是对不具有特定纪念意义的物品，在所有人手中使用长久了，也可能会形成很大的精神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侵害特定纪念物品造成精神损害，应根据侵权责任提供补救，也只是司法解释的一种例外规定。因为侵权法原则上只是在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实行精神损害赔偿，对财产权的侵害一般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 在违约中实行精神损害赔偿，将会使订约当事人在订约时形成极大风险，从而极不利于鼓励交易。诚然，违约行为会发生精神损害。但精神损失毕竟是违约当事人在订约时难以预见的。一方面，违约当事人在缔约时很难知道在违约发生以后，非违约方会产生精神痛苦、不安、忧虑等精神损害，也不知道道有多大的精神损害，因为毕竟精神损害是因人而异的，是违约方所不可预见的。另一方面，即使存在着精神损害，也是难以金钱计算的。也就是说违约方在订约时根本无法预见以金钱计算的精神损害。如果在一方违约以后，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过大，将会给订约当事人增加过重的风险，这样交易当事人将会对订约顾虑重重，甚至害怕从事交易，从而会严重妨害交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要看到，如果允许合同责任中赔偿精神损害，则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在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如果遭受精神损害，违约方应当支付一笔违约金，这样一来，将会使违约金具有赌博的性质，但由于精神损害本身艰难准确确定，因此也很难说这种约定超出了实际的损害并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者应增减数额。
第三， 实行精神损害赔偿也不一定符合合同的性质和特点。因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需要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一方违约后向另一方支付巨额的违约金，另一方获得极大的利益，且没有为此支付代价，并不符合等价交换原则。还要看到，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不是因为一方的违约而给合同另一方造成损害，而是给第三人造成了精神损害。例如，因交付的产品有瑕疵，造成买受人的死亡，从而造成其亲属的极大的精神痛苦。或者因为产品的瑕疵造成受害人以及第三人的人身伤害以及精神损害，在此情况下，第三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我认为，如果允许经三人基于合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会妨害合同的相对性规则，也不一定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这样一来，将会使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更难以分清。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着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标准等几种学说，从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利益的衡平性等角度考察，以权利标准作为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基本计量标准更为合适。
所谓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以下简称“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主要是指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的计算依据。从理论上看，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的探讨较晚，虽形成了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数量标准等争鸣状态，但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缺乏合理、有力的理论支撑，我国并没有较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导致审判实务中“同案不同判”尴尬局面的出现，损害了法制的统一及司法的权威，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和信任程度下降。因此，笔者在总结关于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探寻法定赔偿制度建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还没有明确并统一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这是核心问题。《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针对我国这一司法现状，对于应建立何种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在理论上也争执不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且形成了以下几种有力学说：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即以侵犯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权利计算标准说。而基于现实的审判需要，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量化，但各“指导意见”对此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具有同一性，凌乱的规定让该问题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各“指导意见”在计算标准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同一性质的案件，受审判地法院“指导意见”约束的不同，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
对于上述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些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司法实践中计算的科学性。例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应当根据侵权人的多寡[1]或被告（主要是生产厂商）的多寡分别计算最高定额赔偿额。[2]这主要是考虑单个被告侵权与多个被告侵权之间差别的结果，也是为了解决原告为突破最高限额赔偿而进行分案诉讼的问题，这一标准更有利于建立完善公正、经济的诉讼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但侵权人数量标准在解决多个主体侵权时，并未区分共同故意侵权和非共同故意侵权之间的适用，而司法实务依然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音像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以侵权人的数量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该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应区分复制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各自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的不同，公平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但这种含糊的规定，依然使司法操作无所适从，计算根据科学性的缺失，使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受到众多的批评。再例如，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损害赔偿系针对一部作品而非一个侵权行为”[3]。其认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当侵权人侵犯了权利人的数件作品，适用法定赔偿时，不应以一个案件作为单位，而应以一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因此，如果侵权人复制了同一著作权人的多部作品，则每部作品均可以获得法定赔偿。并且明确地指明：“每件作品分别在50万元以下进行酌定，然后相加，从而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指导意见》）第10条明确规定了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即以权利客体的种类为计量标准。但按照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会使部分侵权和全盘侵权法律责任同一的后果，使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
第二，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本身所要保护的法益。从本源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并不是知识产权所体现的有形载体（如作品、商标、发明等）本身，而是通过载体所体现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主线展开，而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设定也应当以该权利为中心。但纵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并未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参照进行标准的设定，偏离了该权利主线，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益保护不明。致使在对法定赔偿的个别计量标准在进行适用时，无法解决权利竞合状态的计算、单一侵权和全方位侵权的计算、侵权主体各异时的计算。
第三，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性。矛盾因为利益的存在而无所不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也是如此。而设定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一旦这样一种私有财产权利遭到侵犯，权利人必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与侵权人进行交涉。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虽然有惩罚、预防或者威慑的作用，却并不会对侵权人惩罚殆尽，以防止出现新的损害。因此，应当设定一个能够有所偏向、但又大体能够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利益的计算标准，使已被破坏的秩序重新恢复，又不致造成新的损害。而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计算标准，由于逻辑上的错误判断，造成了上文已述的适用困境，因而无法达到利益平衡的要求。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权利数量标准的确立
正如上文所述，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标准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实体法的，或是程序法的，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要在普遍公理和准则的基础上，寻找“相对合理主义”的解决方案。权衡考量后，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应确立权利数量标准。
权利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赔偿额应当按侵权数量计算赔偿额[5]，以每项具体的知识产权为计算单位相对比较公平，也便于操作。[6]知识产权侵权包括侵犯单一知识产权的侵权和全方位的侵权。权利人在某一产品上具有的数种知识产权在一个侵权案件中均被侵犯，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此时，若以侵权结果论，只有一个侵权结果，只能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赔偿。但是，如果侵犯他人一种和多种权利最高限额均为50万元，就极有可能放纵侵权的发生和蔓延[7]。因此，应当根据侵权人侵犯他人权利数量的多寡分别计算法定赔偿额。
本文之所以选择权利数量计算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一）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
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为了完善法定赔偿这一理论体系，也是为了司法实践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章可循，因此，从司法实践计算的科学性而言，上述的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有适用时无法解释的难点。假设甲乙丙丁对A之权利实施了侵权行为，此时，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当甲乙丙丁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整体时，权利人对其提起诉讼时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四个独立主体共同侵权时，笔者认为，由于共同侵权在法律上只视其为一个侵权行为，一个共同的侵权目的，故其责任承担内容是同一的，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亦只得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皆属独立主体、且非基于共同侵权之主观过错实施侵权时，应属四个侵权案件，此时，既可分别审理也可因权利主体的主张而共同审理，如共同审理，法院必须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否则，就会造成对权利主体的不公平，因A本可分别起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可能实际获得高于50万元的赔偿，A节省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却使自身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如果只能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其最高限额不能超过50万元，这是不符合法律公平、效率价值要求的。可见，单纯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会造成重复赔偿或导致对权利人的不公。
第二，笔者认为，如果主体同一，侵权的客体同一，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也同一，只是单纯的在侵权行为的次数上有所不同，则并没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的必要。当然，如果主体同一，侵犯的客体也同一，但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等并不同一，此时并不必然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例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但甲在B、C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D专利权，在这里，侵权主体都是甲，权利主体都是乙，侵权客体都是乙的D专利权，但显然并不能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究其原因，到底是因为侵权行为的次数还是因为侵犯的权利数量抑或是知识产品的数量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适用多份法定赔偿是基于侵犯多项知识产权（A、B、C产品分别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即在法律上受侵犯的专利权有三份）或者是基于侵犯的知识产品为多项（A、B、C），而非基于多个侵权行为。事实上，不仅多次侵权行为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的事情屡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次侵权行为适用多份法定赔偿也并不鲜见。比如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侵犯了甲乙丙丁四位著作权人的权利，此时，侵权行为只有一个——论文合集的发行，但甲乙丙丁皆有权要求分别适用法定赔偿。
笔者认为，针对同一客体，同一侵权主体以同一侵权方式实施的多次侵权行为，究其实质仍为同一侵权行为，次数的不同只是一个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因此而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此，基于侵权行为的同一性，同一性质的多次侵权行为应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只是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侵权行为的次数只能也应当作为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之一。
第三，以侵权的标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不仅体现在《北京市指导意见》里，也是美国现行法的做法，这当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其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
假设甲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B，B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权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也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C，C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也就是部分侵权，如果依知识产品标准，乙就B、C产品皆只能提起一次法定赔偿之诉。再假设B、C产品都对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按最高额来赔偿，此时，甲就B、C产品对乙的赔偿额完全一样。如此规定使得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造成了行为与责任的不对等，造成明显不公；并且，此类规定在客观上歪曲了法律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上助长了侵权之风的盛行，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极其不利。但如果适用权利标准，则可以解决该问题。
假设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涉及到甲的3篇文章、乙的2篇文章、丙的3篇文章，此时，如以知识产品为标准计算，侵权的标的为一个——论文合集，难道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如果甲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乙、丙可否再提起诉讼？如果该合集完全是因为甲的第一篇文章而畅销，那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如何分配赔偿数额，是按文章占总文章的比例还是按作者占作者数量的比例？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用权利标准可轻易解决该问题：甲、乙、丙各就自己的每篇文章拥有著作权，可以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
以权利数量为其计算标准，不但上述问题可迎刃而解，侵权竞合情况等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简单、明确。
假设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也是乙之著作权；又如，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亦为丙之著作权，此时涉及到权利竞合问题。关于侵权竞合行为，有的学者主张因其实质只有一个侵权行为、一个侵权目的，只能按照一个单位的法定赔偿计赔。[8]但笔者认为，解决知识产权的疑难问题不能脱离民法原理的支持，不能脱离损害赔偿法的背景知识。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基于同一侵权过错侵犯数项知识产权的，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数个权利主体为同一时，适用民法上请求权竞合的原理，由当事人选择某一项权利适用法定赔偿，即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以任意择一请求权行使，但不允许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以免造成权利的失衡，形成不当得利，此时，可参考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相关规则；第二种情形，有数个不同权利主体时，可以分别计算损害赔偿额。例如，甲骑马的样子被乙制作成摄影作品，卖给丙作为香烟商标，丁擅自使用该商标于成人用品上，给甲、乙、丙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此时，甲之肖像权、乙之著作权、丙之商标权皆受有损害，笔者认为，甲乙丙皆可主张自己的权利，任一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如果其他主体不知情或未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追加其他主体为第三人，如果其不参加诉讼，法院可以就权利主体的诉讼请求宣判，但在判决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其他权利主体的存在，为其他权利主体预留出赔偿份额，以免给侵权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造成权、义、责的失调。
知识产品标准的优势与适用空间权利标准也可以涵盖。比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E专利权，但甲在B、C、D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E专利权，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此时，如果以知识产品标准来解决法定赔偿的适用当然非常轻松，且结果也很公平，但用权利标准来解决也并非不可能。笔者认为，甲应就A、B、C、D产品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为A、B、C、D几种产品上都存在着E专利权，尽管此时权利种类是一样的，但权利的数量是多个，应分别计算。
（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
正义价值是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并要促进的首要价值目标。法律要保护的就是权利主体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皆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其制定的目的以及保护的价值：法律的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都是在维护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即对劳动者的智力成果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如果其智力成果得不到全面保护，或者受损害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即无正义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