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人民政府第三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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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实践中，行贿人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而交待行贿行为并不鲜见。由于交待的时间、背景及内容之不同，行贿人交待行为在法律上的性质也不尽相同，导致行贿人交待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具体适用法律条款常出现争议。从实务的角度出发，笔者结合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两高”《解释》)，对行贿人自首、立功的成立及其法律适用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交待行贿行为如何认定。按照“两高”《解释》，“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在检察机关立案前，行贿人交待行贿行为的情形，根据其交待的主动性与否，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两高”《解释》第7条规定)。即行贿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在检察机关刑事立案前，向有关机关或有关个人如实承认和供述自己实施了行贿犯罪，并将自己置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裁判。“主动交待”，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交待的主动性，即出于行贿人本人的自觉意愿，是行贿人的自主选择，而非外因的强迫意志;二是供述的真实性，即如实交待全部行贿行为。具体而言，是指行贿人在其行贿犯罪事实或其本人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办案机关、所在单位、有关组织或负责人员投案并交待自己的行贿行为。

行贿人在被检察机关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本身就具备了“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一般自首条件，行贿人成立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的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同时，由于行受贿犯罪行为隐蔽，取证困难，为了鼓励行贿人交待犯罪行为，加大对受贿犯罪的发现和打击力度，我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又规定了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刑法第390条第2款属于特别条款，且处罚较之第67条第1款更为轻缓，根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法条竞合之适用规则，以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释原则，对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直接适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

(2)行贿人在被追诉前被动交待行贿行为。即刑事立案前，在办案机关对行贿人进行调查谈话、采取调查措施期间，行贿人迫于办案机关所掌握的证据交待行贿行为。此种情况，“两高”《解释》并没有专门规定，但是实务中也常有发生，也有必要厘清。笔者认为，此时，行贿人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缺乏到案的主动性，不成立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的自首，只能适用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二)行贿人在被追诉后交待行贿行为如何认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后交待行贿行为，根据其被追诉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行贿人因其行贿行为被追诉(“两高”《解释》第8条规定)。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没有交待或拒不交待其行贿行为，检察机关根据已掌握的事实证据，对其实施立案侦查，在此之后，行贿人如实交待其行贿行为。此时，行贿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如果行贿人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2)行贿人因其他犯罪被追诉。即行贿人因涉嫌行贿以外的其他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后，又主动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行贿行为。同样，“两高”《解释》也未对此种情况作出专门规定。一般认为，由于行贿人供述的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行贿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的自首。

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对行贿人仍然可以适用处罚较轻的刑法第390条第2款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的规定。因为，尽管行贿人因其他犯罪已经被追诉，但相对于其所犯的行贿罪行而言，司法机关并不知晓，更未对其行贿行为予以刑事立案。行贿人在此情况下主动交待其行贿行为，同样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为检察机关侦破受贿犯罪提供有力的证据，符合刑法第390条第2款设置的立法目的，行贿人成立特别自首，对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行贿人交待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如何认定。自首与立功的重要区别在于:自首揭发交待是“自己的犯罪行为”，立功揭发交待的则是“他人的犯罪行为”。所谓“他人的犯罪行为”，不仅排除了揭发人本人的犯罪行为，而且还排除了与揭发人本人犯罪相关联的犯罪行为。

这种关联性表现为，一方的犯罪行为以对方的犯罪行为为构成要件，或者多人实施同一目标的共同犯罪行为。前者被称之为对合犯，后者被称之为平行犯，都是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行受贿犯罪人就是一种典型的对合犯，二者以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尽管罪名与法定刑均不相同，但是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行贿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时，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涉及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行为。如实交待与自己行贿犯罪相关联的他人的受贿犯罪，是行贿人如实交待其罪行的应有之义，也是其交待的具体内容。因此，行贿人交待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其行为性质仍然属于自首，不能认定为立功。

依据“两高”《解释》第7条和第9条规定，分别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款。行贿人只有揭发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以外的他人的犯罪行为，既包括揭发该受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也包括揭发该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方可认定为立功，适用刑法第68条的规定，视情形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作者 罗永鑫 单位: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浅析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案件的责任认定

刘亚利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机动车数量也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交通事故发案数也在逐年攀升。在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法院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为了适应当今的形势，有待于统一认识，化解社会矛盾。下面就该类案件的责任认定作一分析；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案件成讼到法院，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法院裁判的证据，最终由法院来审查确认。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责任比例认定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即对事故认定书中的事实部分，一般作为裁判依据，对于认定书中的责任比例承担上，可以在当事人双方充分质证辩论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但在没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则需要由法官根据各自的举证情况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责任比例，并据此作出裁判。然而，法官不是专业的交通警察，对于交通事故的过错比例的认定往往是既没有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又缺少可资操作的行业标准。只能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以生活常识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往往会对责任的认定把握不严密。
　　二、车主的责任认定
　　首先，如果车主即肇事车辆驾驶员本人。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少有争议，即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双方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事故发生与车内其他乘坐人员的行为有关，可以就其过错确定车主与乘坐人员之间承担责任的比例。
　　第二，如果车主是驾驶员的雇主。即驾驶员按照约定为车主提供劳务，车主给付报酬，从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对于雇员侵权后的雇主责任，各国有不同的归责原则，包括无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衡平原则等。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这表明，雇主对于雇员侵权行为一般承担无过错责任，在雇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雇主与雇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一般情况下，在驾驶员是执行车主的业务过程中出现的事故，车主应当对事故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如何评价作为雇员的驾驶员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如果认定其具有重大过失，则车主应当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车主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如果雇员的重大过失是由车主的原因造成的，则应该由车主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与雇员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如果车主是肇事车辆的出租方、发包方或者出借方。车主出租车辆是为了经营，经营获得利益的同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一般情况下，事故车辆的车主应当与司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不少车主举证证明自己与承租司机签有明确协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其中明确界定在租车期间要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如发生事故，一切责任由承租司机承担，车主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认为这份协议属于双方自愿订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有效。但是这属于车主与承租方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受害的第三人。故车主仍应当与承租司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可以在赔偿受害人之后据此协议向承租司机行使追偿权。车主是肇事车辆的出借方。这里存在两种情况，原则上说，如果车主将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借给具有驾驶资格的人，没有任何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由实际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车主无需负责。如果车主将存在瑕疵的车辆出借给人，或者将车辆出借给无驾驶资格的人，或者酒后驾车人，车主对事故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如果车主是事实车主，而没有办理登记过户手续。这在实践中也比较常见。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13号），排除了被盗车辆“名义车主”在车辆被盗后肇事的情况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0]38号）中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32号函复《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中，明确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是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基于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归属的考虑，在机动车被盗、分期付款购车和连环购车未办手续的情况下，经公示的法定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应该由事实车主来承担赔偿责任。
　　三、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车主已经投保的法律责任。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车主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情况。第三者责任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机动车对第三者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责任强制险”是指无论被保险的机动车在法律上是否应当对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是由于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前者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自愿签订的，并且受害的第三者只能先起诉车主，车主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向保险公司理赔。后者具有强制性，机动车辆必须投保。并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在“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中受害的第三者享有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可以直接起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当直接向受害人赔偿。赔偿数额是固定的责任限额。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小于责任限额，则按实际损失赔偿；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等于或大于责任限额，则按责任限额赔偿，与实际损失数额大小无关。即使是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行人负有过失责任，保险公司亦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不是按比例赔偿。因为，第三者责任险的除外责任很明确，只有四点：（1）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损失；（2）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及被保险机动车上的财产遭受的损失；（3）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受害人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等其他各种间接损失；（4）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显然，行人的过失责任不能作为其按比例赔偿法定理由。对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事项仅在合同缔结方间具有法律效力，并不能用于对抗受害的第三方。由此，对于保险公司关于在保险合同中约定有责任免赔率等非法定事由的抗辩一般也不应予以支持。
　　但是，对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除非是受害人故意行为，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也就是说，这时如果机动车与行人等发生交通事故，行人负有责任时，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应当是按照投保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另外，在共同致害的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被保险人作为致害的一方，就共同致害人间承担的是按份责任；对第三者而言，与共同侵权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就出现了投保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是对共同侵权人而言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按份责任，还是对第三者而言承担各侵权人承担的连带责任，即所有赔偿金额。实践中，也就出现了按共同侵权人内部的按份责任理赔和按受害人全部赔偿金额理赔的现象。在共同侵权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共同侵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动车均投保，两车主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之间是否在理赔的范围内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们认为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保险人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相对于受害人而言的责任，不应理解为共同侵权人内部的责任。在共同侵权中，如果投保人所承担的是连带责任，那么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