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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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总政组织部，警察总部政治部，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直机关团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
现将《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望根据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会议纪要
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会议纪要
10月8日至10日，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会议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和全国铁道、全国民航团委负责青工工作的同志，全国计划单列城市团委及部分大中型企业团委书记，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与会全体同志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交流了在新形势下深化企业团的体制改革的经验，研讨了目前企业共青团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修改完善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了建立企业共青团工作新的保证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
会议指出，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明后两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任务，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在事关改革大局的重要时刻，统一思想，有所作为。企业团组织更应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负责精神，与党同心协力，在深化改革中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
认真学习、理解和贯彻好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企业团组织在学习贯彻过程中要正确认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整顿与改革的关系。党中央提出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是为了推进全面的深层次的综合配套改革，扫除改革前进中的障碍，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其本身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二是加强纪律与推进民主建设的关系。强调纪律和集中，反对各行其是，这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并不矛盾。相反，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有利于各种混乱现象和腐败现象的治理。团内民主建设的步伐更不应因强调纪律而停止。三是顾全大局与代表青年利益的关系。要在自觉地维护社会和企业的总体利益，维护改革大局的前提下，正确地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在企业一项决策形成之前，团组织要积极做工作，促使决策充分地考虑青年的利益要求；而一旦决策形成，就要坚决拥护和支持，努力实施，切不可自行其是，因为具体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企业团组织要以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对广大青年进行一次广泛生动的形势教育，引导青年正确评价十年改革的巨大成绩，正确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认清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清改革闯关与团员青年的责任。要把形势教育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团的思想工作的重点和现实步骤，进行认真的探索和实践。
会议着重强调，在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企业团组织的一项突出任务就是带领青年以诚实的劳动创造，致力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要动员青年在本职岗位上奋发进取，广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增强企业消化物价上涨因素的能力。要深入抓好青工技术、技能的提高，争取政策鼓励和保护，调动青工学业务、钻技术、练本领的积极性。要引导青年支持企业改革，投身改革实践，在优化劳动组合，实行股份制等改革中，协助企业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实施，以及必要的善后安置工作。要注意青工企业精神的培养，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广大团员青年不仅是企业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也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面前，各级团组织、团干部、团员青年必须“从我做起，从共青团做起”，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模范地遵守厂纪厂规，自觉地担负起维护企业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为此，要认真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及时掌握青年思想动态并做好工作，还要勇于举报和揭发各种腐败现象，扬正义之气，抑腐败之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扎实的行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会议认为，当前企业团的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从大的形势来看，我国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亟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也要尽快建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了明后两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中央的这些战略构想必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共青团作为党的群众团体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企业团组织作为全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深化配套改革的子系统，必然要求其尽快适应“新秩序”“新格局”，并相应地建立自己的保证体系。从企业共青团工作的现实要求来看，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共青团原有的工作秩序和保证体系受到了多方面的实质性的冲击，团的工作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性和随意性，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暴露出来，迫切需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用系统的方法统筹规划，配套解决。在客观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团的改革任务的基础上，会议提出了依据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从客观环境和团的自身实际出发，单项突破，宏观配套，逐步建立起企业共青团工作新的保证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奋斗目标，并着重研讨了建立企业共青团工作新的保证体系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确立相应的巩固的地位。共青团在企业中的地位问题突出表现在不适当和不巩固两个方面。团组织的地位是由其职能决定的。从企业全局中看，团组织是处于从属地位、助手地位。但团组织是一个独立的群众团体，负有代表青年职工具体利益的责任，因而在企业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只要企业中有青年，共青团组织就是不可缺少的。还要看到，共青团作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团体，始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组织部分，在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党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中，都明确了团的这一重要社会地位。我们必须客观地把握企业团组织的应有地位，既不可过高，也不能过低。但是，团组织在企业中的应有地位实际上能否得到和巩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定或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从目前看，确立相应的巩固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面落实企业共青团工作条例，特别要在尽职尽责上做文章。今后，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一方面注重研究法律、政策问题，重点修改好企业共青团工作条例，不放松争取政策、建立法规方面的努力，使我们的法律地位更加完备；一方面，正视企业现实，在企业机制转换中，以实际作为争取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团组织要在政治上主动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中自觉地接受厂长的领导和帮助，以此达到党政对企业团组织地位的共识。
二是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广大青年是团组织赖以立足的根基，也是团组织的力量存在。要赢得青年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必须切实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企业中青工的利益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团组织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为青年服务，满足青年各种正当的利益要求。一要积极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这是代表和维护青年职工利益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团组织要树立强烈的参与意识，努力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积极组织青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使企业的决策和规章制度的建立能充分兼顾青工的利益要求。团委书记除参加或列席党委会外，还要积极主动地参加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职代会主席团，积极争取在职代会中设立青工委员会，扩大青工在职代会代表中的比例，以便更有效更直接地反映青工的意愿、呼声和要求。二要通过协商对话、青年接待日等形式，沟通企业领导、党政部门与青年之间的联系，调动青年关心企业的积极性，促进青工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三要尽自己所能，直接为青年提供有效服务。在婚恋、住房、学习、业余生活等方面创造条件，开展咨询，组织互助。同时，要善于通过法律、舆论和道德的力量，保护青工权益不受侵害。四要积极争取企业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企业中涉及青年的某些行政职能，如青工住房分配、晋级考核、入学审批、选评先进等，切块承担过来。当然，维护青工的具体利益必须以维护国家和企业整体利益为前提，把向青年负责同向企业、向党的事业负责统一起来。
三是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运转机制。企业共青团工作作为企业整体工作的组成部分，其自身的运转只有同整个企业的运转协调一致，才能顺畅自如。从目前情标看，主要是将团的工作纳入企业经济责任制。其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纳入企业的目标管理体系。企业团组织根据厂长经营目标和上级团委、同级党委的工作安排，提出年度、季度和每月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作为厂长总体工作目标和任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占百分考核的一定比例，下达到分厂、车间或科室，由团委进行考核。另一种是与厂长或车间主任签订承包合同，以契约的形式来确定承包内容、条件和权益。既可以搞综合承包，也可以搞多项承包或单项承包。团的工作纳入企业经济责任制，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要就此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和实践。
四是创造必要的物质依托。企业团组织在继续保持原有行政拨款的同时，还要通过自力更生扩大自筹经费门路。企业团组织自筹经费宜以科技咨询、有偿服务、外委加工、承包工程、业余突击等为主要方式。至于搞经济实体，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企业具体情况慎重从事，不可一哄而起，盲目上马。已经当地批准开办了团的经济实体，要按章纳税，履行合同，讲究信誉。自筹经费必须坚持诚实劳动、合法收益的原则，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去创收，不得损害国家、企业和他人利益。对所创经费要健全财务制度，管好用好。同时，要摆正创经费同团的正常工作，同团的改革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顾抓钱而放弃团的工作，更不能以此代替团的改革。
五是完善内部组织机制。在组织机制方面，目前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即团的组织管理系统的变化和团干部队伍结构的变化。只有积极适应这种变化，主动地完善团的组织机制，才能保证企业共青团工作正常运转。一要抓好团的属地管理试点工作。凡党组织实行属地管理试点的地方，团组织都要不失时机地配套试点，一并解决有关问题。在试点地区要注意搞好条块转换过程中的衔接工作。要强化区街团组织，使之从组织职能和团干部素质上切实能够担当起管理和指导企业共青团工作的重任；要积极促进同行业团组织间的横向交流和联谊，形成条块相融、纵横互补的新的组织管理系统和管理方式。二要稳定团干部队伍。大中型企业要保留一定数量的专职团干部。对于兼职团干部，上级团组织要积极与行政领导协商，争取为他们解决好工作时间和职务津贴等问题。同时，还要注意探索和总结兼职团干部的工作方法，走出一条在团干部实行兼职情况下照样能做好共青团工作的路子来。
会议强调，建立企业共青团工作保证体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必须经过青工战线上上下下坚持不懈，坚韧不拨的努力。广大团干部要正视现实，大胆探索和开拓，努力解决企业团的工作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带领青年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艰苦奋斗，在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培养“四有”青工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要求一个步骤或一个模式，把大胆创新的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既要防止固步自封，又要克服急躁情绪。
会议希望，青工战线上的广大团干部要在新的形势面前，树立信心，焕发精神，振奋士气，契而不舍地努力奋斗，共同作好企业共青团改革的大文章。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国发〔2012〕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决定于2013年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的主要目的
全面调查了解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了解我国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进一步查实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摸清我国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更新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健全统计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二、普查的对象和范围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具体范围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三、普查的内容和时间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及主要资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点为2013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13年年度资料。
四、普查的组织和实施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突出重点，优化方式，统一组织，创新手段，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
为了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国务院将成立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和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任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统计局、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等部门（组成人员名单另发）。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统计局，负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其中，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由财政部负责和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由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方面的事项，由中央编办负责和协调；涉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由民政部负责和协调；涉及组织机构代码方面的事项，由质检总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各级政府及其普查工作人员在普查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事项，由监察部负责和协调处理。国务院其他各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各自的职能，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对于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切实予以解决。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地方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并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稳定经济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
五、普查的经费保障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六、普查的工作要求
坚持依法普查。所有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按时、如实地填报普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监察机关要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质量。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全面建立普查区电子地图；巩固和拓展统计联网直报系统成果；积极推广使用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努力提高普查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和效率，减轻基层普查人员的工作负担。
加强宣传工作。各级普查机构应会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主动向新闻单位提供情况。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要广泛深入宣传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宣传普查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事迹，报道违法违纪案件查处情况，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教育广大普查人员依法开展普查，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国务院
2012年11月9日
卖淫女的被害性及其合法权益保护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研究生，上海，200042）
摘要 卖淫女是危害性与被害性的同一体，但是人们往往只是看到卖淫女的危害性而忽视其被害性。实践中，卖淫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我国一些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卖淫女的犯罪。目前应该重视卖淫女的被害性，加强对卖淫女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 卖淫女 被害性 合法权益 保护
无论是在卖淫合法还是非法的国家或地区，妓女（我国现在一般称为卖淫女）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亚文化群体。据联合国人口发展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法律不禁娼的国家和地区，妓女平均占总人口的1%以上；而发达的美国，历史上最高占总人口的12%，现在仍占6.7%；日本的妓女占总人口的5.6%；德国妓女占总人口的6.1%；法国妓女占人口的5.4%；前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高也达到了10%左右。我国曾经一度消灭了卖淫嫖娼现象，但是经过20余年的恢复与发展，卖淫女的数量日渐庞大，有学者推测她们已经占到总人口数0.8%。[1]
卖淫女——危害与被害的二重性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妓女所拥有的短暂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19世纪各国纷纷立法禁娼以来，人们对妓女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其社会危害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不容。人们对妓女危害性的指责大多数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妓女卖淫是对人类共同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冒犯，与人类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背道而驰，严重腐蚀社会上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品德，毒化社会风气。（2）导致性病的蔓延，危害人类健康。性乱是性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今天，艾滋病、梅毒等性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妓女所遭到的指责越来越大。（3）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诱发其他犯罪。例如诱使嫖客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甚至行凶杀人；有的妓女在卖淫活动中常常“顺便”实施盗窃、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活动；卖淫还常常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纠合在一起，等等。（4）破坏家庭稳定和幸福。有人调查说，因卖淫嫖娼而造成的离婚案占到了所有离婚案的10%左右。[2]
妓女的危害性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妓女也具有被害性的一面，这是一个日益突出而却为人们所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妓女是“坏人”，人们投向妓女的目光中充满着鄙夷和歧视，她们的痛苦和灾难被视为罪有应得。在疾恶如仇的中国，这一点似乎更为突出。但是妓女的被害性与其危害性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许多妓女生活在不健全的家庭环境中。
国内外学者有关妓女的研究大都显示，家庭因素在女性走上卖淫道路中的作用非常重大，而探究妓女的堕落史大都能从破损的家庭因素中找到原因。许多妓女的早年饱受困苦和沧桑，形成童年阴影，逐渐产生不健全的人格，这是导致她们走上风尘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们的家长腐化堕落，酗酒、吸毒、犯罪的占了很大比例，有些妓女的家庭残缺，或者父母不和，或者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美国一位学者对卖淫少女的家庭状况研究表明：47%的失足少女在卖淫之前就由于死亡、遗弃、监禁或类似的不幸而失去双亲或其中之一。[3] 2000年10月，在伊拉克发生的萨达姆长子命令特种部队将百名妓女当街砍头示众的骇人听闻事件中，受害妓女也大都来自没有男性的破碎家庭。[4] 在我国，1999年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卖淫女家庭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比例高达22.3%。[5] 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大都证实，比例不低的卖淫女身后都有不幸的家庭背景，她们过早体验的不是家庭的温暖而是各种家庭不幸。
2．许多妓女是因为被强迫、引诱或者因为生活贫苦而被迫卖淫。
在旧社会，大多数妓女都是被迫从事卖淫活动。今天，被迫从事卖淫活动的妓女仍然占了不低的比例。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疯狂实施引诱、强迫妇女卖淫等犯罪行为。近年来，强迫他人卖淫的犯罪分子与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危害极为严重。在被拐卖妇女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强迫卖淫。2000年4-6月开展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中所解救出的被拐卖妇女中被强迫卖淫的比例很高，仅贵州省遵义县公安局摧毁的一个拐卖、强迫妇女卖淫特大犯罪团伙，自1996年以来，就先后多次将遵义县80余名青年妇女拐骗到福建东山岛等地强迫卖淫。一份统计报告表明，全球约有多达200万名女子遭人口贩子的诱骗或拐卖沦为娼妓，在欧洲大约有25万至50万妇女被迫沦为妓女。[6]
有些妇女卖淫是因为生活贫困，无法生存，无奈只得卖淫。广东、四川、辽宁、上海等卖淫多发地的调查显示，中年妇女因为生活困难而卖淫的比例较高。[7] 在这种情形中，妓女并未直接遭受不法侵害，但广义而言她们仍然具有被害性。由于自然的原因，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她们最容易成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的利益直接受损者，在社会变革中，当政府扶助弱者的配套措施滞后时，她们利益的损害则更为突出。譬如国有企业改革带来职工下岗，女工往往是最先考虑的下岗对象。下岗工人中，女工占了相当比例。原本她们的生活政府应该保障，而事实上这一点在目前难以做到。下岗女工由于生活所迫卖淫的，并非空穴来风。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许多下岗女工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家庭中又受到丈夫的嘲讽、打骂，不得已弃良为娼。[8] 以笔者在劳教所工作的体验，下岗女工卖淫的数量并不低。
3．许多妓女是在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自暴自弃，从事卖淫活动。
不法侵害主要是指性侵害，如强奸、诱奸、猥亵、严重的性骚扰等。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而走上卖淫道路的，在妓女中占了相当的比例。经历从受害人到犯罪人的转变过程，是妓女的一个典型特征。据安徽省某市妇联的调查，在37名女流氓犯中，第一次处在强迫、胁迫、被迫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有14人，被骗奸的一人，恋爱对象提出性要求后坚持不住发生性行为的有6人，这三项合计21人，占总数地56.8%。另据调查，某监狱在押的50名青年女犯中，他人以恋爱为名，利用职权或从属关系，采取欺骗引诱或其他手段使女青年受骗上当失去贞操后，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的占62%。[9]
4．妓女是特殊的，极易遭受不法侵害的高危群体。
妓女职业能够轻易致富，许多妓女身上都带有大量现金或者存折、信用卡及其他贵重物品；妓女大都是单独活动，由于卖淫的需要容易进入高危时间和空间，也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的设下的犯罪圈套中；妓女所从事的是一种不光彩的、非法的职业，她们都是隐蔽、“地下活动”，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常常是忍气吞声，鲜有寻求司法救济的，这使得不法分子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妓女常常被迫向黑恶势力寻求保护，为此经常受到社会黑势力的敲诈、迫害；报刊上时有“三陪卖淫”女子被抢劫、杀害的报道。汕头市普宁县梅塘镇田丰村青年官某（男，28岁）到该县流沙镇做临时基建工，白天上工，夜晚则四处游荡，见到一些外省暗娼在阴暗角落拉客卖淫，性欲膨胀，又无钱嫖娼，于是采取嫖后抢钱、杀人的手段。官某从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14日，共嫖娼15名，嫖后用手卡暗娼脖子抢钱7次，卡死4人。北京出租车司机华瑞茁因恋爱失败，竟疯狂选择卖淫女作为报复对象，他在1998年月到2001年6月间先后杀害14名卖淫女。另据披露：某一城市，三年内被恶势力杀掉“三陪、卖春”女竟达九十名。[10] 在一些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卖淫女的犯罪活动，卖淫女遭受犯罪侵害，已成为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①
5．卖淫活动本身严重损害妓女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频繁的、杂乱的性行为，会损害妓女的生理健康，由于政府把她们的行为定为行政处罚的打击重点，因此她们都在“地下”活动，没有健康检查制度、卫生防治措施，造成性病发病率成倍增长。妓女群体中妇女疾病及性病感染率非常高。广州市抽查314名卖淫女，患性病的高达76.7%。[11] 妓女为了生意的成功，往往被迫满足各色嫖客的需要。许多嫖客在性行为中的表现是掠夺式的，他们不管妓女的承受能力，举止粗暴，常常造成妓女性器官的损伤。有些嫖客是性变态者，他们对妓女的机体伤害更加严重。卖淫对妓女的心理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妓女从良后，生理的伤害也许可以很快治愈，但心理上的损害则是长期的，难以愈合的。知道她们卖淫经历者的鄙夷和歧视，还会加深这种伤害。妓女从良后，大多数前景暗淡。
对卖淫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及卖淫，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危害，是如何防治，所谓“非我族类，同株共灭”，鲜有关注对妓女群体的保护问题的，因为这个话题太容易引起部分疾恶如仇的正义人士的不满。但是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注重犯罪人权益保障的国家。国家不应仅仅是善良公民的保护者，也应该是犯罪人的保护人。对妓女群体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其行为的默许，更不是肯定。这正如一些国家基于人道主义给吸毒人员发放注射用针管，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肯定吸毒这种行为一样。
关注妓女的被害性，加强对妓女群体的保护，也是基于维护社会整体治安的考虑。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卖淫女”的犯罪现象，而且危害大，影响坏，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也有损我国国际形象。
重视和倡导对妓女的人道保护，尊重妓女的人格，保护妓女的合法权益，也是消灭卖淫嫖娼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所必须的。嫖娼者在嫖娼时都有一个对妓女的非人化过程，他们在实施嫖娼行为时不是把妓女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形象看待，而是把她们当作纯粹的泻欲工具，这也是嫖娼者得以实施嫖娼行为所必须的。一味强调对妓女的打击，对妓女泾渭分明的敌视，以及对妓女人格、权益的蔑视，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妓女的非人格化过程，这正是卖淫嫖娼行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妓女人格与权益的漠视，也就是容忍卖淫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存在。
目前，对妓女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以下几个方面应予加强：
1．法律上坚持禁娼的立场。
彻底禁绝卖淫，是最好的保措施，虽然目前要做到这一点不现实，但法律上必须坚持禁娼的立场。有些学者提出卖淫合法化的建议，这是我们所不赞同的。卖淫在理论上是一种无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它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妓女本身是受害者外，别无其他直接受害者。为什么国家还应该坚持禁娼的立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这种行为的干预和禁止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一种保护措施。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曾经指出：国家对这种行为的干预是一种“社会保险对策”，因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一定会采取这种做法。[12]
2．严厉打击组织、强迫卖淫以及皮条客等居间盘剥妓女的不法行为。
近年来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犯罪较为突出，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逼良为娼或者控制妓女卖淫，稍有不从即残酷迫害。一些妓女为寻求保护不得不依附于黑恶势力，受到黑恶势力的盘剥。妓女有从良的念头也往往难以实现。皮条客居间对嫖客与妓女进行撮合并收取一定费用，是卖淫的一种常见形式。妓女的血汗钱相当一部分落入皮条客的腰包，对这种居间盘剥妓女的行为，我国目前的立法对之尚缺乏相应的对策，皮条客往往逍遥法外。即便是在卖淫合法化的国家，也大都禁止皮条客居间盘剥妓女。目前，应该理性地，不带世俗偏见地从保护妓女利益的角度考虑，加强对皮条客的打击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
3．贯彻司法上的非歧视原则。
一些不法分子选择妓女为犯罪对象，并且屡屡得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受害妓女往往忍气吞声，不愿或不敢向司法机关报案。部分司法机关在处理针对妓女的犯罪时，并不很尽力——好人受害都管不过来，何况是妓女。除了一些重特大案件外，妓女受害常常为司法机关所忽视。处于羁押场所的妓女常常受到歧视性待遇，她们不仅仅可能受到司法人员的歧视，其他违法犯罪女性对妓女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也是嗤之以鼻。被羁押妓女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情况是应予纠正的。妓女也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并不能因为其妓女的身份而不给予与其他公民一样同等的司法保护。对这部分人权益的忽视，只会带来社会治安恶化的后果，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司法上贯彻对妓女的非歧视原则，除了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外，有必要做出鼓励被害妓女主动寻求司法机关救济的特殊规定。如对于受到犯罪侵害而报案的妓女，司法机关不得同时对其卖淫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妓女的受害经历，在决定处罚时应予酌情考虑。
自愿卖淫妓女与被迫卖淫妓女，与因为受害而堕落的妓女，是有区别的。她们在主观恶性，再犯可能，社会危害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在对她们进行处理时，很少考虑或并不考虑这些差异。从对妓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角度说，考虑这些差异有利于对妓女的挽救，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对受害妓女特别关注的价值取向。
5．加强对妓女群体性病的防治。
妓女是性病的高危感染和传播群体，妓女群体中感染艾滋病、淋病、梅毒等性病的比例非常高。调查表明，暗娼中有50%以上为艾滋病带菌者，且绝大多数没有使用避孕套的习惯。[13] 司法机关对妓女的打击立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妓女只能在“地下活动”，且往往不能在一个稳定的处所中活动，而经常出于“游击”状态之中，这使得对于妓女性病的检疫和防治工作无法开展，除了少数被司法机关捕获的带有性病的妓女能在司法部门得到救治之外，绝大多数患有性病和艾滋病带菌妓女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加强对妓女群体性病的防治工作，并非仅仅是基于对妓女人道保护角度的考虑，也是保护整个社会公众健康的需要。既要保持对卖淫的打击态势，又要人道保护妓女的生命健康，的确是一个难题。应该纠正一种偏见：如果对小姐进行管理就等于承认卖淫的合法性。在生命与道德面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两害相权取其轻”，可以考虑免费向妓女发放避孕工具的做法，如果这一点难以做到的话，至少也应该在“扫黄”行动中淡化避孕工具的证据作用，以让妓女放心的使用避孕工具。司法机关对于发现的患有性病的妓女都应依法强制治疗。
6．注重对妓女的行为矫正，而非惩罚。
各国对妓女的处罚有逐渐减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进行非犯罪化，把卖淫这种行为从刑法调控的范围内剔除出去；二是即使在现有刑法中保留卖淫罪名的，其刑罚幅度也越来越轻。因为妓女也是受害者，各国禁娼实践也证明惩罚对于遏制卖淫犯罪来说几乎无济于事。为了挽救妓女，让她们脱离皮肉生涯的苦海，各国大都以教养的方式对妓女进行行为矫正，教会她们一技之长，以便她们能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谋生。我国针对妓女的法律措施主要有罚款、拘留、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几种方式。应该说在立法上也注重对妓女的行为矫治，但是实践中对妓女教养的处罚色彩依然非常浓厚，这是教养后妓女重犯率非常高的重要原因。据粗略统计，从妇教所解教出来的妓女不低于20%重抄旧业。[14] 国家对妓女所发动的处置措施，应该以矫正妓女的行为为中心，教会她们一技之长，防止她们再从事卖淫的营生。
7．加强妓女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是妓女群体容易遭受犯罪侵害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真正有效避免犯罪侵害的只有被害人自身。许多妓女对于嫖客缺乏必要的防备心理，她们怕得罪嫖客，影响“生意”，往往对嫖客曲意迎合，这一点容易为犯罪分子所利用。许多妓女就是因此陷入犯罪分子的圈套之中。妓女对艾滋病等性病的自我保护意识之弱令人惊讶。据中国医科院流行病研究室研究人员对广西、山东、海南等省区调查发现（资料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750名路边店服务员中有42-64%自报有“商业性”性服务行为，其中只有1.6-7%的人表示每次使用避孕套。在海南某县路边店的221名服务员中，竟由34%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艾滋病，35%从来没听说过性病。这些卖淫女的性病感染率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15] 前文也提到过50%的暗娼没有使用避孕套的习惯。教育妓女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必要的自我保护技能和常识，是非常必要的。司法机关、传媒以及一些社会公益性机构对妓女不应只是一味的责难和非议，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本文原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参 考 文 献
[1] 房思玉. 中国遏制“红灯区”[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15.
[2] 欧阳涛. 当代中外性犯罪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299.
[3] [11]彦欣. 卖淫嫖娼与社会控制[M]. 北京：朝华出版社, 1992. 21, 168 .
[4] 萨达姆长子命令特种部队将百名妓女当街砍头示众[N]. 扬子晚报, 20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