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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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９年６月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９年６月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为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两国领事关系，促进经济贸易交流，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古巴共和国政府在上海开设总领事馆，其领区范围为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
二、古巴共和国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圣地亚哥开设总领事馆，其领区范围为圣地亚哥省、奥尔金省、格拉玛省、关塔那摩省和拉斯图纳斯省。
三、两国政府根据各自有关法律为上述总领事馆的设立和执行领事职务提供必要的方便和协助。
四、有关两国领事关系的问题，双方政府将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并按照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条款，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五、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本协议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在哈瓦那市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西班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古巴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其琛 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佩澳利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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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关键词: 定罪 量刑 分离 程序
内容提要: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审判的中心问题，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只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解决刑事辩护不充分的问题。只有构建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控辨双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行使诉权来制约裁判权，也可以适度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断”与“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要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约束，事实裁判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盘问，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起诉罪名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断。[1]被告人一旦被确认为有罪的，法官会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会，由缓刑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当庭发表“量刑前调查报告”，听取检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见，然后作出量刑裁决。而在大陆法的一体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经过完整的法庭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要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作出裁决。与英美模式相比，大陆模式确定由同一审判组织，经过同一审判程序，适用同一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解决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问题。[2]
中国1996年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要素，冲淡了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所谓的“抗辩式”或“辩论式”审判程序，[3]但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仍然维持了与大陆法国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裁判者没有将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的对象，而最多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视为附带于定罪的问题；无论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还是被害方和辩护方，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主要是由法官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秘密方式来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此导致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不充分的问题。[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问题做出裁断。但是，法院对于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适用缓刑，尤其是对那些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法院适用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而对于这种裁判结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对于法院的量刑裁断权提出异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加强对法院量刑问题“法律监督”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过于重视定罪问题的法庭审理程序根本无法给予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的机会，法官通过阅卷和庭外调查等方式来审核量刑问题，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的影响。不少被害人对法院的量刑裁决都有不满之声，甚至为此走上申诉、上访之路。
考虑到被告人当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仅占很少的比例，控辩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少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可以说中国刑事审判中的问题其实主要是量刑问题。而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诉讼框架下，控辩双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被害人也难以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表达异议，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势必会普遍出现。近年来，基于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之缺陷的认识，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对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的改革，就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意见，法院则就量刑问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就其量刑裁决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根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做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5]又如，一些法院开始在法庭审理程序结束之后试行“缓刑听证”制度，给予控辩双方、被害方以及来自社区、学校和当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参与听证的机会，并就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6]再如，很多法院对少年案件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制度，法官、陪审员或者社会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开庭时提交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长、社会关系、学校教育、平常表现、前科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证明，并就量刑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各方就最终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官在听取这些报告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量刑裁决。[7]可以说，中国法院在量刑程序问题上出现了自生自发的改革迹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8]这显示出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做出简要的讨论。笔者将对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做出反思性评论，然后提出将定罪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的主要理由，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二、定罪与量刑的一体化模式及其缺陷
尽管中国与大陆法国家在刑事审判制度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对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不计，而通过与英美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模式作比较，来总结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的特征，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评价。
在英美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裁判与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信息被明确区分开来。缓刑监督机构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使得大量与定罪无关的证据材料和事实信息被系统地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受法官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缓刑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报告可以涵盖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信息。由于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这些证据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确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质、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连被害人都有机会将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伤害后果陈述出来，并提交给法官作为量刑的信息来源。量刑听证制度的设计，不仅给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参与量刑裁决过程、影响法官量刑决定的机会，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官量刑决策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缓刑官员提交的量刑前调查报告，被害人做出的影响陈述，还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证据和意见，都使得法官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与量刑有关的信息来源，各方的参与还使得量刑听证具有“量刑评估”的效果。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单方面地依靠听审和阅卷来确定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为完整和全面，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约束。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尽管如此，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上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英美学者看来，在同一审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两个决定，无疑会带来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经常发生矛盾，他们“经常不得不选择事先做出定罪决定还是先做出量刑决定”，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因为“辩护律师很难既主张被告人无罪，同时又主张他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仅如此，由于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决定，“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9]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很难避免这些犯罪记录对于他们做出定罪裁决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指出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前一方面，因为法庭在尚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之前，即调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问题，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效果，也可能使陪审员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时，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认罪以及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难以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而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支持无罪辩护，则没有机会充分地发表从轻量刑意见；如果提出各种旨在说服法庭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则会出现辩护律师在一场审判中先后作无罪辩护与从轻量刑辩护的局面，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也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与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因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10]
三、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理由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陆法所确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批评。就连大陆法国家的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种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种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被告人选择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也没有将审判的重心放在量刑问题上，而仍然将极为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定罪问题的审查之中。中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也充分显示，一种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当大的生命力的，而从长远上看，这种改革最终将逐渐导向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的全面构建。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呢？这种改革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刑事辩护的充分性、公诉权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区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刑事证据法的定位等五个方面，来对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刑事辩护的充分性问题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的问题。这在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11]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明确指出：“在德国的庭审中最后辩论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或者她将申请无罪释放。由于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一定会判决无罪，他必须同时解决一旦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单独的量刑庭审，辩护律师就不必面临这种困境。”[12]
在中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那些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辩护人也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诉讼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无罪辩护，强调本案“证据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就只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强调旨在证明被告人罪轻的事实和情节，也不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再来论证“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必要性”。否则，被告人、辩护人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辩护意见势必会对前面的无罪辩护观点形成一种否决作用。于是，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经常存在一种不可兼得的无奈心理：如果做出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法庭上根本没有机会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说明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就只能跟无罪辩护无缘了。在近期发生的许霆案件中，控辩双方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双方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而根本无法顾及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恰恰是本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被告人而言，量刑与定罪属于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已开始打算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来说，在他们发现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没有希望之后，也会希望有证明自己应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机会。然而，现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却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辩护意见的机会，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主张不充分、辩护理由难以全面阐述的问题。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余府令第15号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4月20日市七届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城市绿化事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中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园林设施建设及其管护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㈠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兼具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减灾等作用的绿化用地；
㈡生产绿地：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苗圃、草圃、花圃等；
㈢防护绿地：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㈣附属绿地：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
㈤其他绿地：指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第四条 新余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市的城市绿化工作。
各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接受市城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城市公民都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植树和城市绿化的义务，爱护城市绿化成果和园林绿化设施，并有权制止、检举、控告损害城市绿化的行为。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市城市绿化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城管部门共同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并实施。
市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㈠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2％，其中居住小区按居住人口人均不少于１平方米；
㈡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不低于22％；
㈢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低于32％，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㈣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7％；
㈤城市主干道应达22％以上，其他道路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绿化。
城市内河、湖等水体岸边应当进行绿化，重点地段应当逐步建成河滨公园、湖滨公园。
属于旧城改造区的，可以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指标降低５个百分点执行。
第八条 城市的生产绿地，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用地面积不得低于建成区总面积的2%。
第九条 鼓励房地产开发等企业推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建设室外生态停车场。屋面地栽绿化面积或植草砖面积可折算成地面绿地面积，折算比例按下列规定计算：
㈠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不大于1米，平均覆土厚度不少于1米，绿地率按100%计算；
㈡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不大于1米，平均覆土厚度少于1米，绿地率按30%折算；
㈢其余屋顶绿化绿地率按20%折算（铺装地摆盆花不列入其中）；
㈣生态停车场绿地率按20%折算。
第十条 单位和居住小区现有绿化用地低于本办法第七条标准，尚有空地可以绿化的，应当自接到市城管部门通知之日起１年内进行绿化。逾期拒不绿化的，由市城管部门指定的绿化施工单位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反规定者支付。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城市的公园绿地、道路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按照规定报市城管部门或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市城管部门参与联审。
市城管部门应加强绿化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实行绿化企业资质审验、绿化工程招投标制度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确保城市绿化质量。
第十二条 因特殊情况，工程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标准又确需建设的，经市城管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建设单位在市城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按所缺面积补足绿化用地。建设单位不能自行补足的，由市城管部门代为补足，所需易地绿化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前款所指易地绿化费由市城管部门按照省制定的标准收取，所收费用全额上缴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门用于城市绿化建设、养护和管理。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公园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单位进行绿化工程施工时，必须执行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按工程设计图纸和工程合同组织施工。
确需变更设计方案的，建设单位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后，由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出具变更设计图纸或变更通知书，施工单位应当按变更后的图纸进行施工。不按变更后的图纸施工的，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
第十五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城市绿化工程交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在15日内将规划设计方案、竣工图、施工合同、土壤和水质化验报告以及外地购进苗木检验检疫报告等工程档案资料，报送市城管部门。
第十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绿化建设投资。城市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须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及时施工，绿化工程应于建设工程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对未能按原批准绿化规划方案完成绿化的，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仍不能完成的，责令建设单位依法重新组织招标，选择绿化施工队伍，尽快实施。
第十七条 在城市给排水设施建设中，应当安排绿地用水的管网和设施。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经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城市绿地不得随意侵占。
因城市规划调整，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确定绿地的，由市规划部门制定调整规划，征得市城管部门同意后，报经原规划批准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和收益权按下列规定处理：
㈠在公园绿地上和街道上种植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㈡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其用地范围内种植的树木，归单位所有；
㈢居住小区绿化所植树木，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树木管护的收益归管护部门；
㈣居民在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第二十条 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实行专业养护管理和群众养护管理相结合，并按下列情形确定管理单位：
㈠城市的公园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市城管部门管理；
㈡单位附属绿地、自建公园及其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该单位管理；
㈢居住区绿地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管理；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属前期物业管理的，由开发建设单位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无物业服务的小区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管理；
㈣生产绿地由其经营管理单位管理；
㈤居民在私有庭院或宅基地种植的树木，由该居民管理；
㈥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水利、交通等部门管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市城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绿化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各管理单位应当做好花草、树木及其设施的保护工作，按照城市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因管理单位养护管理不善造成绿化苗木死亡缺株或设施损坏的，管理单位应当及时予以补植或修复。
第二十一条 市城管部门应当开展城市绿地认养活动，向社会公示认养项目。认养人（单位或个人）自愿认养的，可以向市城管部门提出认养申请，签订认养合同。认养合同应当包括认养人为城市绿化种植、养护和管理等活动提供费用或劳务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近期不进行绿化建设的规划绿地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予以严格控制。
第二十三条 因特殊原因，需占用绿地在1000平方米以下，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批准；需占用绿地在1000平方米以上、5000平方米以下的，应当报市人民政府审批；需占用绿地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应当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批准占用本单位附属绿地，且占用后本单位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标准的和占用其他绿地的，占用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易地进行绿化。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公园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必须向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并报市城管部门同意，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指定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园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城市树木。城市内任何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确需砍伐、移植的，必须按下列规定报经批准后，方可砍伐：
㈠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株、灌木10丛或者绿篱10米以下的，由市城管部门审批；
㈡超过第㈠项规定限度，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0株、灌木100丛或者绿篱100米以下的，由市城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㈢超过第㈡项规定的，须报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对树木所有者进行补偿，并按“伐一栽三”的比例就地补植树木。不能就地补植的，由市城管部门易地补植，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划定建筑红线时，应当严格保护树木。新建建（构）筑物应当与树木主干保持４米以上的距离，保证树木生长不受影响。如确需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应当事先经市城管部门审核同意，再划定建筑红线。
第二十七条 敷设通讯、电力、燃气、热力、上下水管道等公用设施管线，应尽量避让城市绿化，确实无法避让的，工程主管部门应当在施工前，会同市城管部门商定保护措施。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批准，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修剪费用由管线管理单位承担。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应当在2日内报告市城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并补办相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 城市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由市城管部门调查立档，作出标志，划定保护范围，明确管护单位，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单位管界内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该单位和居民负责养护，市城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古树名木。对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的，应当由市城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鉴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绿化专业队伍组织实施；申请迁移的单位支付移植费用，落实后期管护措施。
第二十九条 境外的苗木、花卉、种子和其他绿化物种，须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引进。引进时报市植物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后，方可栽种。
第四章 责任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行之一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以10元至100元的罚款：
㈠攀、摘树枝、花果，剥树皮；
㈡损坏护树桩架，踩踏绿篱、花坛和封闭管理的草坪；
㈢其他损坏公园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赔偿额２倍以下的罚款；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可处赔偿额３倍以下的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指罚款限额，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200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1000元；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或者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绿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三十三条 擅自改变城市绿化用地性质，或者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每平方米20元至100元的罚款。
前款所指罚款限额，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200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1000元；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四条 对不服从公园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市城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以10元至1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批文，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对拒绝或者阻碍园林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市城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全省统一的划定标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1999年6月5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1号）同时废止。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关键词: 定罪 量刑 分离 程序
内容提要: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审判的中心问题，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只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解决刑事辩护不充分的问题。只有构建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控辨双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行使诉权来制约裁判权，也可以适度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断”与“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要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约束，事实裁判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盘问，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起诉罪名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断。[1]被告人一旦被确认为有罪的，法官会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会，由缓刑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当庭发表“量刑前调查报告”，听取检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见，然后作出量刑裁决。而在大陆法的一体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经过完整的法庭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要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作出裁决。与英美模式相比，大陆模式确定由同一审判组织，经过同一审判程序，适用同一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解决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问题。[2]
中国1996年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要素，冲淡了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所谓的“抗辩式”或“辩论式”审判程序，[3]但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仍然维持了与大陆法国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裁判者没有将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的对象，而最多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视为附带于定罪的问题；无论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还是被害方和辩护方，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主要是由法官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秘密方式来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此导致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不充分的问题。[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问题做出裁断。但是，法院对于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适用缓刑，尤其是对那些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法院适用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而对于这种裁判结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对于法院的量刑裁断权提出异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加强对法院量刑问题“法律监督”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过于重视定罪问题的法庭审理程序根本无法给予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的机会，法官通过阅卷和庭外调查等方式来审核量刑问题，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的影响。不少被害人对法院的量刑裁决都有不满之声，甚至为此走上申诉、上访之路。
考虑到被告人当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仅占很少的比例，控辩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少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可以说中国刑事审判中的问题其实主要是量刑问题。而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诉讼框架下，控辩双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被害人也难以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表达异议，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势必会普遍出现。近年来，基于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之缺陷的认识，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对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的改革，就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意见，法院则就量刑问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就其量刑裁决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根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做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5]又如，一些法院开始在法庭审理程序结束之后试行“缓刑听证”制度，给予控辩双方、被害方以及来自社区、学校和当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参与听证的机会，并就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6]再如，很多法院对少年案件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制度，法官、陪审员或者社会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开庭时提交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长、社会关系、学校教育、平常表现、前科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证明，并就量刑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各方就最终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官在听取这些报告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量刑裁决。[7]可以说，中国法院在量刑程序问题上出现了自生自发的改革迹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8]这显示出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做出简要的讨论。笔者将对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做出反思性评论，然后提出将定罪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的主要理由，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二、定罪与量刑的一体化模式及其缺陷
尽管中国与大陆法国家在刑事审判制度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对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不计，而通过与英美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模式作比较，来总结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的特征，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评价。
在英美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裁判与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信息被明确区分开来。缓刑监督机构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使得大量与定罪无关的证据材料和事实信息被系统地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受法官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缓刑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报告可以涵盖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信息。由于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这些证据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确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质、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连被害人都有机会将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伤害后果陈述出来，并提交给法官作为量刑的信息来源。量刑听证制度的设计，不仅给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参与量刑裁决过程、影响法官量刑决定的机会，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官量刑决策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缓刑官员提交的量刑前调查报告，被害人做出的影响陈述，还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证据和意见，都使得法官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与量刑有关的信息来源，各方的参与还使得量刑听证具有“量刑评估”的效果。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单方面地依靠听审和阅卷来确定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为完整和全面，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约束。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尽管如此，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上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英美学者看来，在同一审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两个决定，无疑会带来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经常发生矛盾，他们“经常不得不选择事先做出定罪决定还是先做出量刑决定”，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因为“辩护律师很难既主张被告人无罪，同时又主张他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仅如此，由于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决定，“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9]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很难避免这些犯罪记录对于他们做出定罪裁决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指出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前一方面，因为法庭在尚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之前，即调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问题，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效果，也可能使陪审员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时，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认罪以及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难以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而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支持无罪辩护，则没有机会充分地发表从轻量刑意见；如果提出各种旨在说服法庭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则会出现辩护律师在一场审判中先后作无罪辩护与从轻量刑辩护的局面，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也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与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因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10]
三、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理由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陆法所确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批评。就连大陆法国家的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种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种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被告人选择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也没有将审判的重心放在量刑问题上，而仍然将极为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定罪问题的审查之中。中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也充分显示，一种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当大的生命力的，而从长远上看，这种改革最终将逐渐导向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的全面构建。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呢？这种改革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刑事辩护的充分性、公诉权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区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刑事证据法的定位等五个方面，来对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刑事辩护的充分性问题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的问题。这在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11]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明确指出：“在德国的庭审中最后辩论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或者她将申请无罪释放。由于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一定会判决无罪，他必须同时解决一旦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单独的量刑庭审，辩护律师就不必面临这种困境。”[12]
在中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那些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辩护人也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诉讼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无罪辩护，强调本案“证据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就只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强调旨在证明被告人罪轻的事实和情节，也不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再来论证“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必要性”。否则，被告人、辩护人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辩护意见势必会对前面的无罪辩护观点形成一种否决作用。于是，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经常存在一种不可兼得的无奈心理：如果做出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法庭上根本没有机会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说明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就只能跟无罪辩护无缘了。在近期发生的许霆案件中，控辩双方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双方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而根本无法顾及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恰恰是本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被告人而言，量刑与定罪属于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已开始打算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来说，在他们发现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没有希望之后，也会希望有证明自己应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机会。然而，现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却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辩护意见的机会，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主张不充分、辩护理由难以全面阐述的问题。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余府令第15号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4月20日市七届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城市绿化事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中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园林设施建设及其管护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㈠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兼具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减灾等作用的绿化用地；
㈡生产绿地：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苗圃、草圃、花圃等；
㈢防护绿地：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㈣附属绿地：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
㈤其他绿地：指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第四条 新余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市的城市绿化工作。
各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接受市城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城市公民都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植树和城市绿化的义务，爱护城市绿化成果和园林绿化设施，并有权制止、检举、控告损害城市绿化的行为。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市城市绿化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城管部门共同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并实施。
市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㈠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2％，其中居住小区按居住人口人均不少于１平方米；
㈡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不低于22％；
㈢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低于32％，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㈣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7％；
㈤城市主干道应达22％以上，其他道路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绿化。
城市内河、湖等水体岸边应当进行绿化，重点地段应当逐步建成河滨公园、湖滨公园。
属于旧城改造区的，可以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指标降低５个百分点执行。
第八条 城市的生产绿地，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用地面积不得低于建成区总面积的2%。
第九条 鼓励房地产开发等企业推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建设室外生态停车场。屋面地栽绿化面积或植草砖面积可折算成地面绿地面积，折算比例按下列规定计算：
㈠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不大于1米，平均覆土厚度不少于1米，绿地率按100%计算；
㈡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不大于1米，平均覆土厚度少于1米，绿地率按30%折算；
㈢其余屋顶绿化绿地率按20%折算（铺装地摆盆花不列入其中）；
㈣生态停车场绿地率按20%折算。
第十条 单位和居住小区现有绿化用地低于本办法第七条标准，尚有空地可以绿化的，应当自接到市城管部门通知之日起１年内进行绿化。逾期拒不绿化的，由市城管部门指定的绿化施工单位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反规定者支付。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城市的公园绿地、道路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按照规定报市城管部门或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市城管部门参与联审。
市城管部门应加强绿化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实行绿化企业资质审验、绿化工程招投标制度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确保城市绿化质量。
第十二条 因特殊情况，工程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标准又确需建设的，经市城管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建设单位在市城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按所缺面积补足绿化用地。建设单位不能自行补足的，由市城管部门代为补足，所需易地绿化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前款所指易地绿化费由市城管部门按照省制定的标准收取，所收费用全额上缴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门用于城市绿化建设、养护和管理。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公园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单位进行绿化工程施工时，必须执行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按工程设计图纸和工程合同组织施工。
确需变更设计方案的，建设单位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后，由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出具变更设计图纸或变更通知书，施工单位应当按变更后的图纸进行施工。不按变更后的图纸施工的，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
第十五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城市绿化工程交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在15日内将规划设计方案、竣工图、施工合同、土壤和水质化验报告以及外地购进苗木检验检疫报告等工程档案资料，报送市城管部门。
第十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绿化建设投资。城市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须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及时施工，绿化工程应于建设工程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对未能按原批准绿化规划方案完成绿化的，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仍不能完成的，责令建设单位依法重新组织招标，选择绿化施工队伍，尽快实施。
第十七条 在城市给排水设施建设中，应当安排绿地用水的管网和设施。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经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城市绿地不得随意侵占。
因城市规划调整，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确定绿地的，由市规划部门制定调整规划，征得市城管部门同意后，报经原规划批准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和收益权按下列规定处理：
㈠在公园绿地上和街道上种植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㈡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其用地范围内种植的树木，归单位所有；
㈢居住小区绿化所植树木，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树木管护的收益归管护部门；
㈣居民在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第二十条 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实行专业养护管理和群众养护管理相结合，并按下列情形确定管理单位：
㈠城市的公园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市城管部门管理；
㈡单位附属绿地、自建公园及其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该单位管理；
㈢居住区绿地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管理；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属前期物业管理的，由开发建设单位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无物业服务的小区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管理；
㈣生产绿地由其经营管理单位管理；
㈤居民在私有庭院或宅基地种植的树木，由该居民管理；
㈥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水利、交通等部门管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市城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绿化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各管理单位应当做好花草、树木及其设施的保护工作，按照城市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因管理单位养护管理不善造成绿化苗木死亡缺株或设施损坏的，管理单位应当及时予以补植或修复。
第二十一条 市城管部门应当开展城市绿地认养活动，向社会公示认养项目。认养人（单位或个人）自愿认养的，可以向市城管部门提出认养申请，签订认养合同。认养合同应当包括认养人为城市绿化种植、养护和管理等活动提供费用或劳务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近期不进行绿化建设的规划绿地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予以严格控制。
第二十三条 因特殊原因，需占用绿地在1000平方米以下，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批准；需占用绿地在1000平方米以上、5000平方米以下的，应当报市人民政府审批；需占用绿地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应当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批准占用本单位附属绿地，且占用后本单位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标准的和占用其他绿地的，占用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易地进行绿化。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公园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必须向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并报市城管部门同意，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指定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园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城市树木。城市内任何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确需砍伐、移植的，必须按下列规定报经批准后，方可砍伐：
㈠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株、灌木10丛或者绿篱10米以下的，由市城管部门审批；
㈡超过第㈠项规定限度，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0株、灌木100丛或者绿篱100米以下的，由市城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㈢超过第㈡项规定的，须报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对树木所有者进行补偿，并按“伐一栽三”的比例就地补植树木。不能就地补植的，由市城管部门易地补植，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划定建筑红线时，应当严格保护树木。新建建（构）筑物应当与树木主干保持４米以上的距离，保证树木生长不受影响。如确需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应当事先经市城管部门审核同意，再划定建筑红线。
第二十七条 敷设通讯、电力、燃气、热力、上下水管道等公用设施管线，应尽量避让城市绿化，确实无法避让的，工程主管部门应当在施工前，会同市城管部门商定保护措施。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批准，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修剪费用由管线管理单位承担。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应当在2日内报告市城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并补办相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 城市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由市城管部门调查立档，作出标志，划定保护范围，明确管护单位，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单位管界内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该单位和居民负责养护，市城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古树名木。对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的，应当由市城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鉴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绿化专业队伍组织实施；申请迁移的单位支付移植费用，落实后期管护措施。
第二十九条 境外的苗木、花卉、种子和其他绿化物种，须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引进。引进时报市植物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后，方可栽种。
第四章 责任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行之一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以10元至100元的罚款：
㈠攀、摘树枝、花果，剥树皮；
㈡损坏护树桩架，踩踏绿篱、花坛和封闭管理的草坪；
㈢其他损坏公园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赔偿额２倍以下的罚款；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可处赔偿额３倍以下的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指罚款限额，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200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1000元；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或者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绿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三十三条 擅自改变城市绿化用地性质，或者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每平方米20元至100元的罚款。
前款所指罚款限额，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200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1000元；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四条 对不服从公园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市城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以10元至1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批文，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对拒绝或者阻碍园林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市城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全省统一的划定标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1999年6月5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1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