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部、财政部关于人民警察实行警衔津贴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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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一、思想的变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根源。几千年的儒、法两家刑事法律观，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和执行，我国社会所经历的小农经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不同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诉讼法律观，因为一定的刑事诉讼的法律观必然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形态。这正是我国步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以后，人们感到步履维艰的原因。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辩护律师参与诉讼难、证人作证、出庭难等等问题仍然困绕着我们。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一项先进的司法制度的贯彻实施，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法律观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磨合期，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
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于受前苏联式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法律仅仅当作是把持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国家主义法律观的指导和统治下，作为比较敏感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到执法，无不以国家本位为主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把刑事诉讼法定位于“打击敌人”、“镇压反革命”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个人的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国家本位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在刑事诉讼领域里，特别是在执法的环节中，重国家轻个人，重打击轻保护，重控告轻辩护，重实体轻程序等等，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国家本位。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问题，以往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精神污染加以批判的，但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最终登上了中国刑事诉讼的舞台。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它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配合，成为西方国家刑事法律的基础。无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确立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９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判为犯罪者之前，均应假定为无罪。”此后，这一原则又在许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得到确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发布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这一原则的部分内容。在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设无罪推定原则。关于如何表述，一种观点主张采纳多数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还有个别学者和专家以无罪推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尽管各国宪法、法律及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却是举世公认的。无罪推定不是对被告人作出的无罪判定或终结性结论，而是对他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要求控诉方以对被告人无罪这一推定作出反证的方式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责任，并要求这种证明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一系列与指控方对抗所必须的程序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为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定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的定罪的重要障碍。正因为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修正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吸收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和要求：（１）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１２条），即明确被追诉者在判决前不是有罪的人。（２）要求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向法庭提出控诉证据，如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等，以此来证实自己提出的指控主张。（３）规定被追诉者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时，要作出无罪的处理。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特点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四、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正确理解
刑诉法第１２条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首先，应该明确，外国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括被告人对被控罪行有权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遵循“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原则等诸多内容，我国新刑诉法对此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３条，第１３９条和第１５５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１２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值得的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最终定罪权”，无罪确定权仍由公安、检察及法律规定的其它特定机关通过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仍应确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诉法第１４２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不起诉决定权仍属广义的定罪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观臆断和感情用事都是极其危险的。
五、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重大意义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决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现代文明国家司法程序的实际需要，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假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因而难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倾向和解决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现在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就可以划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明确“涉嫌犯罪”与“判决有罪”的区别，从而自觉地以辩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为指导，切实克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假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假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虚设。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无罪假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一般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从赎”来处理的。这充分说明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不是从有、从轻或者从赎，也不是从挂，而是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假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同时，如前所述，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假定原则，其中有些是我国参加、缔结或明确表示赞成的，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确定无罪假定原则，这同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无罪假定原则，不仅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也是对外开放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锡政发〔2008〕359号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无锡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无锡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保证政令畅通，推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公正、高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政府对市政府部门和各市（县）、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以下统称行政首长）的行政问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府部门包括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特设机构、派出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本办法所称行政问责，是指市政府对行政首长，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失职、影响行政秩序和效率，造成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四条　行政问责应当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坚持责权统一、有错必纠、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合法、客观、公正地进行。
　　第五条 行政首长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市人民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认真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严格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六条 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实施问责办法的组织协调，市监察局具体承办，市人事局、市审计局、市政府法制办及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七条　行政首长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或者专业性强的决策事项，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的；
　　（二）对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以及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向社会公布，或者未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三）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的决策行为，造成工作损失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八条　行政首长行使权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的决定和命令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机关的决定、命令相抵触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等行为的；
　　（三）采取的行政措施违法或者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或者国有资产流失的；
　　（六）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
　　（七）利用权力为本人、本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第九条　行政首长对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国家方针政策或者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不落实或者拒不执行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市政府部署的工作目标任务的；
　　（三）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失，或者给市政府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的；
　　（四）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建议、提案不办理、不答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十条　行政首长履行监管职责不力或者处置失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未按照规定和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妥善处理和组织救援的；
　　（二）未按规定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发现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后不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瞒报、谎报或者故意迟报突发公共事件等信息的；
　　（四）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者出现严重质量问题，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五）对涉及群众合法利益的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对所属单位或者工作人员监管不力，导致其发生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七）对所属单位或者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包庇、袒护、纵容的；
　　（八）授意或者指使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或违纪违法的。
　　第十一条 行政首长的其他职务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应当问责。
　　第十二条　下列情形为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
　　（一）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
　　（二）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的问责建议；
　　（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问责建议；
　　（四）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问责建议；
　　（五）工作考核或者政风、行风评议结果；
　　（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问责建议；
　　（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检举和控告；
　　（八）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九）其他途径获知的行政问责信息。
　　第十三条　行政问责的形式包括：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停职检查；
　　（六）责令辞职；
　　（七）建议免职。
　　采用前款第（五）、（六）、（七）项方式问责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需要追究被问责行政首长其他责任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市政府根据行政问责信息，发现行政首长可能有应当问责的情形，应当责成市监察局或者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组应当在60日内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完成调查。情况复杂的，经市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调查期限。
　　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应当配合调查，并有权陈述和申辩。
　　第十五条　调查人员办理的行政问责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十六条　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当向市政府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行政问责情形的事实、初步结论和处理建议。
　　第十七条　市政府接到调查组的书面调查报告后，应当集体讨论作出是否问责的决定。对应当问责的，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采用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采用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十九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二十条 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可免予问责。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处理决定由监察局实施，并书面通知本人，同时告知复核、复查申请权。
　　第二十二条　行政首长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依照有关规定程序申诉。
　　第二十三条　行政首长拒绝执行问责处理决定的，按程序免去其职务后，再作出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或者本部门的行政首长问责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