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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反腐败抓源头工作探讨——永春县人民法院

摘 要：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社会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毁坏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本文从研究司法腐败的特点入手，分析法院系统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从源头上加以解决。

关键词：司法腐败 司法公正 廉洁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司法腐败盛行的时候，司法还能够担当起正义防线的重任吗？培根曾经说过，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诚然，对普通的公民而言，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特定的个案，它更是对公民法律信仰的摧残，对社会正义期盼的打击。
腐败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公共权力同生共长。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朝自我膨胀、权力变异、权力腐败的方向发展 ，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着人民和法律赋予的司法权，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规范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腐败的主体正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已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通过加强“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推行审判公开，查处司法腐败案件，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只有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才能高高挚起司法公正的利剑，从而创造一个正义至上、人权不可侵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
一、司法腐败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取或保持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从事非法行为。司法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它切断了人民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 ，消解了法律的权威，摧毁了人民对法律的信赖，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果司法被腐败侵蚀，那么不只是失去司法的威严，还有公众对法律的失望，乃至对社会公理的绝望。司法腐败具有一般腐败的共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自身亦有不同于其他权力腐败的特征。
（一）司法腐败发生在司法权力的运作过程、运作行为之中。诸如审判、执行等等，都属于司法权力的运行过程或运作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即为本文所理解的司法腐败；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则不属于司法腐败。比如，某法官为了职务上的晋升，向法院院长行贿，在这样的事例中，无论是法官的行贿还是院长的受贿，都不是司法腐败。虽然它发生在两个法官之间，但它属于其它类型的权力腐败，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这是上下级之间的贿赂行为，与“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司法权力”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司法腐败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比如，某刑事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司法人员接受了被告人的巨额贿赂，结果仅仅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方式。分而言之，司法腐败中的钱权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司法人员凭借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二是司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权之外，以直接违法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实践中的司法腐败大多表现为第一种类型，因为它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为掩护，比较隐蔽，腐败者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当然，在钱权交易这种基本形式之外，司法腐败还存在着其他的方式，比如，为了迎合某种势力，或者是为了不触犯某种利益，应当受理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这样的“司法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交易，可以视为钱权交易的一种延伸 。
（三）司法腐败的主体，既可能是法官，也可能是法庭或法院。在司法权力由法官个人直接行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的法官（一个或数个）是司法腐败的主体。比如，法官在接受贿赂之后，作出了有利于行贿者的判决或裁定，就属于典型的“法官腐败”。但是，司法腐败也可以表现为“机构腐败”，如司法机构以司法权力作为交易的筹码，为整个司法机构谋取非法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司法腐败追求的是个体利益，那么后一种情况追求的则是司法机构的团体利益。
二、司法腐败的原因
司法腐败的行为主体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行为表现是司法不公，其手段表现为滥用职权，其目的是为本人和他人牟取非法私利。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主观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司法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种利益的诱惑，使我们的某些司法人员打起了手中权力“寻租”的算盘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大搞钱权交易，收礼受贿、徇私枉法。此外，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家经济并不强大，国家对司法的投入相对较少，有的司法机关为了解决办案的经费问题和司法人员的经济待遇问题，动起了钱权交易的念头，让当事人交了不应该交的费用等，滥用司法权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二）司法主体素质不高及缺乏法治信仰。
从我国目前司法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司法机关进人的门槛太低，以致司法人员的来源成分非常复杂，许多人没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院系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和培训便成为法官，导致法官的专业化程度至今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法官法》，提高了法院的进人条件，并统一了全国的司法考试，初步实行司法从业资格的一体化。但是，从近几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仍有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人员进入了法院，其法律素质偏低，对法律的理解与尊重不够透彻和全面，常常视法律为工具，缺乏法律至上、法律至圣和法律至尊的法治信仰。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松弛与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激励制度不健全、监督约束制度不健全、惩戒制度不健全。如对法官办案，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案件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对程序是否合法，却很少有人追究。事实上，没有合法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作为司法人员更是深知其中的漏洞，再加上目前对司法人员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为司法权寻租留下漏洞，使得少数司法腐败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对少数司法腐败分子惩处不严、处罚过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腐败行为。
（四）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不恰当干预。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维护司法公正、保持法律尊严的前提。当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和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使中国现今的司法体制仍颇受其影响。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独立，仍隶属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另一方面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及其人事部门（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法官被视同一般行政人员，其选拔、任用、晋级、管理上多仿行政人事制度，这样，司法就常常受行政的干预，法院及其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审判权。因其他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比较严重，行政干预、外界干扰、人情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三、司法腐败的危害
司法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已是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一）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致命残害。无论一国的立法水平何等高超，法律体系多么健全，如果司法公正萎靡，司法腐败嚣张，则法律形同虚设。所以说，司法腐败是对国家法制最严重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是运用国家法律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司法人员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执法者，他们知法、懂法、用法，对法律规定及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然而，司法腐败正是借助司法这一特殊职权，打着执法的旗号牟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利用法律空隙，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承办案件中，只能服从法律，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腐败行为则会导致有法不依，偏袒放纵一方而限制约束另一方，使案件处理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是误导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流传着“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没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说法。
（三）司法腐败损害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腐败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不公正状态。有些司法人员包庇犯罪，为违法犯罪者通风报信，对正当的诉讼当事人索、拿、卡、要，这不仅阻碍了国家法制建设进程，也导致了司法环境的恶化。司法腐败冲破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使人民群众获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民众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进而对国家法律失去信任和尊重，法律也将不能被普遍遵守，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司法腐败直接动摇着法律权威，而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其被破坏，国家权威就受到威胁，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四、解决基层司法腐败的对策建议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 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要治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当然有待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条件的改善。但是，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一）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一府两院”的模式。如上所述，事实上法院不具有和地方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受制于政府，这在基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治系统工程中主要指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尤其不能受党政领导人的个别干预 。
（二）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司法权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财产安全。因此，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首先，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即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其次，要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着重加强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要从担任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司法人员，充实司法队伍 ；最后，要完善对法官的惩戒机制，着重加大对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的惩戒。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司法的公正和廉洁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的。美国著名学者普朗克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为了保障司法官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地审理案件，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这种司法人员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既要有身份保障，又要有待遇保障。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四）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发挥监督效力。司法人员的人事应由地方块块管理变为条条垂直管理，其教育、选拔、任用的程序可参照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的实绩。通过深化司法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相关制度，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教育、监督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司法队伍人员考察监督机制和任免机制。
（五）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基层法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增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监督的有效性。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执法监督员的组成要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出现信访人投诉且必要时，要适时举办信访听证会，可邀请政法委、法制委、效能办、信访局人员及信访人所在地人大代表作为特邀听证员，参与听证过程，分析信访原因，甄别案件公正与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有效根除缠诉缠访现象，确保每一起案件过程公开透明。
（六）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在处理上要严格，决不手软，决不袒护；要结合群众反映多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抓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五、结语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特别是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保障。只要我们重视并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就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国家。



廉政信用评价应有罚则的同时跟进

家庭购房、买小轿车、大额支出及财产来源等情况将被写进检察官廉政档案。5月1日起，北京市朝阳区检察官们将拥有廉政档案，它将作为人事等部门对干警使用、考核、任职、晋升职级和检察业务职称等的依据.　(《北京娱乐信报》4月27日) 同以往的要求党政干部主动申报财产状况的规定一样，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制定的《干警廉政信用评价实施细则》的规定出发点无疑是好。检察官作为国家的司法工作人员，其行使着国家的司法公权，其是否廉洁关系到能否公正地行使权力。因此，世界各国无不对公务员的财产隐私权有所限制，要求公务员主动申报，以加强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
但是，从有关的报道来看，朝阳区检察院制定的规定通篇只是对要申报对象、范围和廉政信用评价考核随公务员年度考核同步进行等作出了规定，但是对检察官们如果不主动申报是否给予处罚及相关处罚程序却语焉不详。这么一份不长“牙齿”的规定，我们对其能否发挥应有的效果，会不会成为一份仅仅是宣示性的规定深表怀疑。
尽管《实施细则》提出，廉政信息主要的征集途径包括：干警主动或按要求填报申报表、组织调查、干警反映、群众及单位的举报等。事实上，对于财产状况这种属于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组织调查能了解的情况是有限的，大部份还是要靠检察官的主动申报。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仅仅依靠道德的自律是不足以防范国家工作人员的弄虚作假的行为，否则我们也没有制定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完全可以依靠国家工作人员的自律去进行廉政建设。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时要考虑所付出的成本与所能得到的收益，如果不如实申报财产状况不会带来任何不利后果，而如实申报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怎么能相信他能如实申报呢？其次，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要求其遵守诚实信用相对其他人而言要严格得多。如果检察官对国家要求其主动申报自身财产状况的规定都充耳不闻，谁又能指望其能维护司法公正呢？
从鼓励群众举报以拓宽有关组织对检察官财产状况的掌握来看，对检察官们不主动申报给予处罚及相关处罚程序也必须跟进。如果群众举报检察官们不主动申报的财产属实，但查明属于该检察官正当收入，检察官因此不受任何处罚，一方面鼓励其继续造假虚报，另一方面也挫伤了群众举报的积极性。
世界各国在作出要求公务员主动财产申报规定的同时，毫无例外都对不主动申报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美国法典和《政府道德法》对违反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
因此，笔者主张，要让《实施细则》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效果，有关检察官们不主动申报给予处罚及相关处罚程序也必须同时跟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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