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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全国大法官研讨班精神深入推进“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

法〔2009〕3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三个多月以来，各级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积极行动，认真组织，统筹安排，目前，总体情况良好，活动开展平稳有序，取得初步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对主题实践活动高度重视，8月5日，院党组听取了院领导小组关于主题活动开展三个月以来的情况汇报；8月9日至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并决定从8月中旬开始，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法院开展一次司法作风大检查，旨在进一步统一和加深广大干警对人民法院人民性这一核心价值的认识，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与“人民性”不符的各种问题，推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向纵深开展。为此，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大法官研讨班精神，在提高认识、解决理念问题上下工夫，牢固树立司法人民性核心价值

　　　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王胜俊院长在研讨班发表了“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几点认识”重要讲话，对人民法院人民性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坚持人民性必须增强“三个认同”，正确处理“五个关系”的工作要求，对于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进一步解决“权从何来、为谁司法、靠谁司法”这一根本问题，推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全国法院要把王胜俊院长的重要讲话作为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教材，组织全体干警深入学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把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深刻认识“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本质属性，是人民法院的核心价值”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和时代意义，切实增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使人民性深入每一个干警头脑、心中，筑牢司法人民性的根基。

　　　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主题实践活动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全国法院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新一届领导班子总体工作思路的总抓手，是推动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大平台，是全面加强人民法院工作和建设的重要载体。各级法院要站在实现人民法院长远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主题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引导干警把主题实践活动变成自觉行为，变成推动审判执行工作的不竭动力，变成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动。

　　　要把抓好学习教育研讨贯穿始终。当前，除要认真组织学习王胜俊院长在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外，还要认真组织学习王胜俊院长在江西、宁夏、黑龙江调研时的三次重要讲话和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系列学习材料，围绕“为什么说人民性是本质属性、核心价值，人民法院工作如何体现人民性，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如何保障人民性的实现”等问题开展深入研讨，切实解决“为谁司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要组织开展好“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培训活动，着力端正法院干警的司法为民理念，提高为民司法的职业能力。除最高人民法院要对全国中、基层法院院长轮训一遍外，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组织相应的主题培训。

　　　二、认真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努力维护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当前基层司法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2009年“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的目的是进一步解决司法活动中存在的不规范、不文明、不严格问题，规范司法行为，端正司法作风，培养干警为民意识，维护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参加司法作风大检查的单位包括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重点是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检查内容主要是：1.宗旨意识淡薄和群众观念不强，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严重，对人民群众的诉求漠不关心，推诿拖拉，训斥指责。2.特权思想严重，滥用司法职权，随意使用强制措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3.庭审、执行活动不规范，违反法定程序，不尊重当事人、律师、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4.司法文书不规范，叙述事实不清，援引法条不准，判词说理不明，遗漏裁判事项，校对打印错误。5.违背司法礼仪，着装不规范，语言不文明，举止不得体。6.纪律作风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特别是违反“五个严禁”相关规定。

　　　司法作风大检查，由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不再另设工作机构。采取本级法院自查和上级法院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自查自纠为主，上级检查为辅。上级法院可以采用听取汇报、实地走访、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下级法院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认真分析查摆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其原因，坚持边查边改。针对检查出的问题，院党组和庭室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重点，确定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通过整改，注重制度建设。对检查出的滥用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人员，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负责组织对本院各单位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的总结工作，上级法院负责对下级法院的验收工作。司法作风大检查工作结束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对本辖区的大检查情况进行总结，于11月底前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三、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在审判执行实践中体现人民性

　　　各级法院要始终把主题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放在执法办案这个第一要务上，防止主题实践活动与审判执行工作脱节，切实解决“两张皮”的问题。

　　　要坚持公正、高效、文明、能动、廉洁司法，依法公正审理好每一起案件。要努力提高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抓紧处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让当事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要严格遵守司法礼仪，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举止，实现公正司法和文明司法的统一；要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引领社会风尚的能动作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研究和妥善应对各种突发性社会公共事件，妥善处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相关案件，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司法保障。要把解决“执行难”作为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重要措施，打好执行积案集中清理最后三个月攻坚战。要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构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努力追求案结事了、社会和谐的司法目标。

　　　要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以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服务，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要努力拓宽民意沟通渠道，强化司法便民措施。简化立案环节，丰富立案方式，方便群众诉讼；积极实施司法救助，扩大司法救助范围；大力推行诉讼引导、举证指导、权利告知、风险提示、判后答疑等措施，做好审判服务工作。要积极推进司法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进一步加强涉诉信访工作，积极探索建立涉诉信访综合治理机制，落实诉访分离制度，完善院（庭）长接待制度，妥善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突出问题。

　　　要坚持群众路线，扎实推进法官下基层活动，鼓励新加入法院队伍的年轻法官到基层一线工作。要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到立案信访接待窗口轮岗体验、法官走进乡村、社区、企业、学校等方式，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准确把握社情民意，不断积累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经验，增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本领。要适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继续建立健全完善各种司法为民的制度和举措，同时对不符合司法为民精神的有关政策文件、制度措施等进行清理、修订或废止。

　　　四、加强对主题实践活动的领导和指导，确保实效

　　　各级法院党组要认真研究主题实践活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加强调研，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及时了解反映出来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形成清晰的工作思路和指导意见。对活动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延伸为长效机制并推广。

　　　要运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牢牢抓住各级法院领导班子和一线法官、窗口单位这两头，促进全体干警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要确保政令畅通，各高级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指导性要求，要迅速及时传达到辖区各级法院并负责督查落实。

　　　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各级法院要积极与中央和当地主流媒体沟通联系，扩大主题实践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对在主题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要及时表彰宣传，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要高度重视网络宣传阵地，完善舆情分析制度，妥善应对有损法院形象的负面报道，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要充分发挥主题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各级法院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履行参谋部、协调部、督查部、信息部职能，紧紧围绕审判执行工作深化主题活动内容，为加强本地法院全面建设发挥应有作用。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二○○九年八月十八日



浅议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