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诉孙巍等侵犯计算机软件商业秘密纠纷案/唐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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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

人社部发〔2011〕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保障局：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各地积极探索有效的医疗保险付费方式，在保障参保人员权益、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和促进医疗机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完善医疗保险付费体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为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进付费方式改革的任务目标与基本原则

　　当前推进付费方式改革的任务目标是：结合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加强总额控制，探索总额预付。在此基础上，结合门诊统筹的开展探索按人头付费，结合住院门诊大病的保障探索按病种付费。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逐步形成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相适应，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支付制度。

　　推进付费方式改革必须把握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保障基本。要根据医疗保险基金规模，以收定支，科学合理确定支付标准，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待遇。二是建立机制。要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的谈判协商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加强管理。要针对不同付费方式特点，完善监督考核办法，在费用控制的基础上加强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控制。四是因地制宜。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办法。

　　二、结合基金预算管理加强付费总额控制

　　付费方式改革要以建立和完善基金预算管理为基础。各统筹地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文件要求，认真编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对基金支出预算要进行细化，将支出预算与支付方式相结合，进行支出预算分解。

　　要根据基金收支预算实行总额控制，探索总额预付办法。各地要按照基金支出总额，确定对每一种付费方式的总额控制指标，根据不同定点医疗机构级别、类别、特点以及承担的服务量等因素，落实到每一个定点医疗机构，以及每一结算周期，并体现在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的协议中。医保经办机构要根据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向定点医疗机构支付费用。同时，根据基金能力和结算周期，明确预拨定点医疗机构周转金的条件和金额。

　　要将定点医疗机构总额控制指标与其定点服务考评结果挂钩，在按周期进行医疗费用结算的基础上，按照“结余奖励、超支分担”的原则实行弹性结算，作为季度或年度最终结算的依据。

　　三、结合医保制度改革探索相应的付费办法

　　门诊医疗费用的支付，要结合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的普遍开展，适应基层医疗机构或全科医生首诊制的建立，探索实行以按人头付费为主的付费方式。实行按人头付费必须明确门诊统筹基本医疗服务包，首先保障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甲类药品、一般诊疗费和其他必需的基层医疗服务费用的支付。要通过签订定点服务协议，将门诊统筹基本医疗服务包列入定点服务协议内容，落实签约定点基层医疗机构或全科医生的保障责任。

　　住院及门诊大病医疗费用的支付，要结合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水平的提高，探索实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付费方式。按病种付费可从单一病种起步，优先选择临床路径明确、并发症与合并症少、诊疗技术成熟、质量可控且费用稳定的常见病、多发病。同时，兼顾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当前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疾病。具体病种由各地根据实际组织专家论证后确定。有条件的地区可逐步探索按病种分组（DRGs）付费的办法。生育保险住院分娩（包括顺产、器械产、剖宫产）医疗费用，原则上要按病种付费的方式，由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暂不具备实行按人头或按病种付费的地方，作为过渡方式，可以结合基金预算管理，将现行的按项目付费方式改为总额控制下的按平均定额付费方式。

　　各地在改革中要按照不增加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原则，根据不同的医疗保险付费方式，适当调整政策，合理确定个人费用分担比例。

　　四、结合谈判机制科学合理确定付费标准

　　付费标准应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确定。可以对改革前3年定点医疗机构的费用数据进行测算，了解掌握不同医疗机构参保人员就医分布以及费用支出水平。在此基础上，根据医保基金总体支付能力和现行医保支付政策，确定医保基础付费标准。要以基础付费标准为参照，通过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根据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内容、服务能力以及所承担医疗保险服务量，确定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具体的付费标准。同时，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服务提供能力、适宜技术服务利用、消费价格指数和医药价格变动等因素，建立付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统筹地区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谈判的程序和办法，在实践中对谈判的组织、管理、方式、纠纷处理办法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五、建立完善医疗保险费用质量监控标准体系

　　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险服务监控标准体系。要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范围、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基础上，针对不同付费方式特点分类确定监控指标。应明确要求定点医疗机构执行相应的出入院标准，确定住院率、转诊转院率、次均费用、参保人自费项目费用比例以及医疗服务质量、临床路径管理、合理用药情况等方面的技术控制标准，并将此纳入协议，加强对医疗机构费用的控制和质量的监管，切实保障参保人权益。

　　要针对不同付费方式明确监管重点环节。采取按人头付费的，重点防范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采取按病种付费的，重点防范诊断升级、分解住院等行为；采取总额预付的，重点防范服务提供不足、推诿重症患者等行为。

　　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通过引入参保人满意度调查、同行评议等评价方式，完善考核评价办法。要充分利用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完善数据采集和加强数据分析，查找不同付费方式的风险点并设置阈值，强化对医疗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控，并总结风险规律，建立诚信档案。要将监测、考评和监督检查的结果与医保实际付费挂钩。

　　六、统筹规划，精心组织，以点带面推动实施

　　推动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各地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抓好组织工作。在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中，要按照有利于提高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有利于调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医保管理服务水平，有利于维护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障权益的指导思想，主动改革，敢于创新，针对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完善付费政策和办法。

　　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本省（区、市）推进付费方式改革总体规划。要通过建立重点联系城市制度，发现、培育、树立典型，通过搭建交流工作平台，充分发挥典型城市的示范带头作用，以点带面加强对所辖统筹地区的指导。

　　各统筹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省（区、市）的统一部署，制定本地区推动付费方式改革的工作方案，明确改革目标、改革思路以及推进步骤。统筹地区工作方案应报送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付费方式改革涉及各方利益的调整，在改革中要注意维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妥善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改革的合力。遇有重大事项要及时报告。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评论：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违法 第一财经无知

林晓 律师

2006年1月17日以来，在第一财经日报相继抛出多篇报道之后，在新浪网隆重推出“富士施乐身陷贿赂门”专题的配合下，中国人在美国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之后，终于手舞足蹈地迎来了发生在自己国度的被冠以“门”的事件。不论“吃饭是否等于贿赂”，也不论法律有何规定，总之是‘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说好了的，富士施乐的名号终究要与“贿赂门”对接，张德才律师、戚姓仲裁员是否要下岗还是‘留岗查看’，要看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指数，起码他们注定了是过不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那个“年”。
在拜读了富士施乐身陷“贿赂门”报道之后，我们很惊诧第一财经原创的神勇与新浪网推波助澜的豪迈，他们对民法、仲裁法、仲裁规则的几近无知以及对待同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手，让人目瞪口呆！

事件报道超出了法律限界
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原则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各地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对仲裁关系者均有保密义务的严格规定，即“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仲裁员、仲裁庭咨询的专家和指定的鉴定人、本会的有关人员，均不得对外界透露案件实体和程序进行的情况。”因此，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对于案件实体和程序进行的情况，不仅负有保密义务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和其他相关人员不应向他人或媒体披露，而且新闻媒体在获知后也不得对社会公众进行发布、炒作。这就是说，对于诉讼案件，由于其审理的公开性原则决定了新闻媒体可以公开报道，而对于仲裁案件媒体不能进行公开报道，至于揭露仲裁程序中出现的违规、营私舞弊行为的报道，信息披露则应视需要控制在必要限度内。
显然，以法律为准绳，《富士施乐身陷“贿赂门”》一文中有关“1999年10月28日，天津某大学出版社与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了DC4040P彩色数码印刷机等设备购买合同及维修合同，合同价款250万元。但设备安装后，用户发现该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印刷出的产品达不到最基本的质量标准，在2003年3月24日至9月30日间，维修次数高达166次。2003年8月19日,该用户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解除买卖合同、返回价款。2005年11月18日，天津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申请人仲裁请求，富士施乐向申请人支付102441.75元。”的描述以及《富士施乐天津仲裁案为何“走马灯”式更换仲裁员》通篇对案件事实和程序进行情况的详细说明，已经超越了法律限界。
应当说，以上两篇报道内容与揭露“贿赂”和“不正之风”的本意相去甚远，尤其是《富士施乐天津仲裁案为何“走马灯”式更换仲裁员》一文，作者俨然已将该仲裁案件视为普通诉讼案件大肆宣传了。如果说25秒的录像配以说明尚有揭露“营私舞弊”的风尚，那么至此，作者的初衷已荡然无存。作者、新闻传播者们在揭露他人违法乱纪使其身陷“贿赂门”之时，自身也陷入了违法境地。

“媒体裁判”与表现自由的限制
媒体对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有利于司法裁判走向更加公正、公平，这点勿庸置疑。但是，如果新闻报道先于司法机关裁决对案件性质、当事人法律责任承担、司法公正等做出评价或判断，将会通过媒体的“议题（议程）设定”的功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进而对处于这一社会舆论环境中的司法裁判人员对该事件的判断发生影响，媒体的这一功能及其实现过程，在西方的新闻传播学中被称为“媒体裁判”。
由于言论自由从根本上受到了宪法的保护，因而，言论自由与他人（自然人或法人）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的冲突、言论自由与对“媒体裁判”的规制，就成为新闻法制的研究课题??“表现自由的限制”。
“媒体裁判”对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媒体利用其媒介优势容易主导舆论方向，进而以其对案件的评价影响主管行政机关、司法裁判者的意志与判断，甚或在强加‘莫须有’罪名之后歪曲事实、弄假成真，导致冤案、错案的发生。有关“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后续报道已暴露出这一倾向。
本来在北京近万人的律师队伍中出现个把律师违规、违法行为实属正常，任何人向行政主管部门举报违规、违法行为以及主管部门因循正常程序进行查处也属正常；但是，到如今逼得律师事务所越俎代庖律协对当事律师做出停止执业的处分、大家口诛笔伐律师界弥漫着商业主义倾向（《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之《律师界弥漫商业主义倾向》），进而将律师界比喻成‘大染缸’，当事律师是‘蜕化变质分子’，这一切就很不正常了。起码这已远离揭露“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初衷，也超出了表现自由的限界。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
在现代法制条件下，超越表现自由限界的报道者、“媒体裁判”者将要面对的风险是对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的侵害。对于“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可能因报道失实、报道过度招致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报道者们应当说早有准备；因此，我们在赞赏其奋勇牺牲精神之时，不得不对其法律上的幼稚感到遗憾。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表现在过错与过度两个方面。首先是新闻报道“议题设置”的错误。本人虽不是刑法学专家，但是知道“贿赂”在法律上有着严格定义，它不应该是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说了算的。什么是贿赂？据记者和第一财经说，有那么一位律师说啦，请客吃饭算是‘贿赂’。只是不知那位律师说是‘贿赂’依据为何？是刑法意义上的贿赂，还是古汉语词典或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的‘贿赂’？如果搞不清楚定义，恐怕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的举报与富士施乐的“拒不交待”，说的还不是一回事。但我想，能够在后缀加上“门”的事件，其定性应该为‘后果很严重、罪该万死’，而不应属于‘活该、口诛笔伐’级别。
显然，报道的创制者、推波助澜者们已然对事件做了定性，并大有率领全国人民声讨之势；所幸的是，这回新闻界出奇的理智，跟风者、转载者寥寥，这除了独家报道、转载限制的功效外，看来应当归功于新闻工作者的觉悟提高。
其次，事件报道的过错还表现在前述的对仲裁案件实体内容报道上。报道的创制者、推波助澜者们对仲裁法、仲裁规则、仲裁案件的保密性不会一点不知，肯定事前咨询过专业律师，并已下定决心甘冒法律风险掀开中国新闻史对仲裁案件报道的新篇章，此正所谓机遇与风险共存吗。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度，则表现为对当事律师个人隐私权、名誉权的无视。

风马牛不相及 侵害他人隐私权、名誉权
律师违规与其年收入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却让它们必然地联系到一起，并由此演绎、幻化出律师界的“主义”（《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之《律师界弥漫商业主义倾向》）。
本来揭露仲裁员、律师违规的新闻报道“好得很”，但是，经记者、第一财经夜以继日地搞出《张德才其人其事》、《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之后，整个报道活动就变得“糟得很”了。
张德才律师每年收入多少本属其个人隐私，如果他本人没有授权，任何媒体无权向公众披露，尽管其一时间被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推选为‘公众人物’。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的所为，首先是侵害了张德才律师的隐私权；其次，张律师每年220多万元的业务收入以及百万元的年收，反映的是他的业务能力和夜半不眠的劳作，与他违规行为的发生没有丝毫必然联系。我们很难理解上述文章的真实用意，是要煽情还是要说明收入与‘利欲熏心’的关系？
无论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的用意何在，他们均已侵害了张德才律师的名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４０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在解释如何认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时指出：“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那么，我们首先要顾盼左右批阅过《张德才其人其事》、《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的热心观众们，他们在看过「张德才正是“在律师界这个‘大染缸’里”，才逐渐“变了一个人”」的‘株连九族’式的结论后，对张律师“追名逐利”的品格是否大加褒扬了呢？

言论自由、舆论监督都不能超越法律的限界，否则，在一面捍卫法律正义的旗帜下，将会侵害到另一方面法律保护的权利主体的利益。我们乐观地揣摩、评价“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新闻报道者的善意，但是，在原本善意的行为超过法律限界的时候，这种行为对他人的伤害将远甚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年”。
对“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错误报道、过度报道应当休止了。


作者单位：北京市博融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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